我的学思历程：浅谈社会正义

杨志良 教授

 过去多次有人要我谈谈我的成功经验，可是自己觉得真的没有什么成功的地方。但今日这个题目－我的学思历程，就容易多了。我今年刚满65岁，现在坐公共汽车都是3声(65岁以上持敬老悠游卡刷卡时响3声)，有时候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享用免费公共汽车，是不是我应该只用一次就好。今日要分享的一些经历与故事，就从『对民众的照顾--从子宫到坟墓的国家』谈起。

了不起的民主国家--是民众愿意而且政府有能力抽取相当的税金

    第一个谈的是1989年 (就是天安门事件那年，因为沿途不少中国留学生像我们劝募)，为什么记得很清楚呢？因为那时候，我们正在规划全民健保险，由于全民健保不是我们国家原有的制度，当然要去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。那年由我带队，成员六人，包括现在台大公卫学院的院长江东亮。参访的国家，当然包括社会保险的鼻祖－德国。此外，就是实施NHS，达到全民健康照护(health for all)的英国及瑞典。英国是由上而下执行健康照护制度，而另外一个国家也是实施NHS，这个国家很了不起，叫瑞典，他们是由下而上的执行。当年我们到了瑞典，是礼拜六，所以卫生部不上班，我们就请旅游公司派一位导游，带我们市区观光。第一站，他带我们到市政厅，这是个红色挑高的砖造房子 (如果我记忆还没错的话)，二楼是个大厅，空空的，什么也没有，没有雕樑画栋，比起罗浮宫、凡尔赛宫，那真是差远了，之所以会去参观市政厅，是因为瑞典什么都不产，就产诺贝尔奖。导游对我们说：「你们这几个，这辈子，大概都没有希望得诺贝奖」。这地方是颁发诺贝尔奖的地方，最前面有个泥塑的塑像，是个皇帝戴着皇冠，底下踩了三个人头，那三个人头表情非常扭曲，非常的痛苦。导游接着又说：「我们以前有皇帝，而皇帝是踩在人民的头上，所以人民很痛苦，现在我们君主立宪，且被大家公认是世界上国民所得很高的国家，社会祥和、人民勤劳，是社会福利做的最好的国家之一。」瑞典并没有因为社会福利办的好，人民就懒惰。例如该国Volvo汽车工厂的生产线，第一线的作业人员，享有很高的自主性及福利，选自己的领班，每天决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他们完全是人性化的管理，而生产的汽车价廉物美，极具竞争性，所以能够卖得好。这就是从子宫照顾到坟墓的国家(form womb to tomb)。导游又说：「我们现在是君主立宪的民主国家，可我们的老百姓一样痛苦，因为税很高，我每赚100块，要付税金及社会保险费共70块钱给政府」。他其实在跟我要小费，因为今天是礼拜六，原本不用上班，然而我要他来当我们的导游，不能在家休息，收入要交70% 给政府，如果旅客给小费的话，是不用缴税的，所以我一定要装不懂，就是不给小费！我说：「难道瑞典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吗，人民举手投票，就可以把这个税降低了嘛！」，他遇到我这个无赖，一点办法也没有，他说：「非常遗憾地，我们就喜欢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，继续当脸孔痛苦扭曲的人民」。我当时非常震惊，我了解什么是了不起的民主国家，就是老百姓愿意，而且政府有能力把老百姓身上钱都挖出来，政府掌握很大的资源，重新配置，照顾民众健康及弱势，造桥铺路，办理教育。

      这些高税赋的国家，储蓄率都非常低，拿到薪水马上花掉，但其实并非没有储蓄，而是用社会储蓄—缴税及缴保险费，代替个人储蓄。因为有的人没能力储蓄，有的人储蓄失败，且个人累积的财富随时可以搬离国家，而社会储蓄是全民拥有。1996年中共打飞弹，安定金融的就是当时的劳保等基金，只有落后的国家才需要很高的个人储蓄。全民健保实施后，个人及家庭就不必担心重病所需庞大医疗的费用，只要平时交有限的保险费，减少储蓄已备不时之需的压力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
从所得税率佔GDP的比例来看台湾，是一个很烂的国家

        台湾人民的爱心从不落人后，每有重大灾情的捐款，都很让人感佩。但若是从所得税率的高低来看，台湾是一个很差劲的国家。想想看，美国是一个很资本主义的国家，但美国的税赋比台湾的高；日本的税也比台湾的高；美、日赋税占GDP约30%，加拿大的税又比美国、日本高；法国、德国的税是40%到50%左右的GDP(加拿大、法国、德国是中间偏左的国家，也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)。他们的税比较高，为什么台湾人还喜欢去做加拿大人、美国人、日本人，是因为喜欢缴税吗？我们台湾的税佔GDP最多的时候是百分之20多，现在降到百分之12，是韩国的一半，政府掌握很少的社会资源，有钱人从社会获得很多资源却少缴税，一般民众随人顾性命。所以我们是一个极右派的政府，不断堕落的政府也就是说，，但我们的全民健保是一个中间偏左的制度，这是矛盾的、冲突的，是不能调和的，但是我们居然还能继续实施健保，这是台湾了不起的地方。想想看，像印尼、菲律宾，他们的税比台湾低，为什么菲律宾、印尼人喜欢做中华民国的国民？也就是说，要造捷运，要造一个污水处理厂，要有好的生活环境，即便你就是王永庆，也没有办法自己家里弄一条捷运，这是要大家一起出钱的，那怎么样能让大家出钱，一个是国民有很高的集体意识(solidarity)，我们愿意互相帮忙，第二个是政府要廉能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交的税，所得到的照顾，不能够物超所值，也要值回票价，不然谁愿意交呢？我交了钱都盖蚊子馆，为什么要交税？还有就是税要公平，当然绝对公平做不到，但最起码，有钱人要多交一点，没有钱、鳏寡孤独废疾者要少交一点，不是大家都缴一样的税。现在政府掌握的资源是非常少，但是因为民粹，而且政府还答应要做很多的事情，却又不敢提出要增税。加上现在要选总统了，这几个候选人一定又是大放厥辞，要提供多少多少的利多，不断的增加国债，祸留子孙，如果哪一个总统候选人敢宣告，因为我们要提供民众这些照顾，所以我们要税改，且税改不但要改进公平，还要大家多交一点税，且可允诺不浪费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我愿替他站台，可是依我看，不会有这样的候选人。

为了选举，政府拼命的发行国债，拼命的借钱，以讨好选民，所以债留子孙，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，因为我们太民粹了，不过民粹是民主的过程中的一环。一个民主国家，政府能够抽的税越多，代表这个民主国家越进步，因为大家可以相信政府，就像大家现在大致上还相信健保，因为你交了钱就可以看到病，医院提供了服务也还可以拿到钱，所以它变成一个循环。

经济成长的果实，都被钱赚钱赚走了

        我对拼经济很有意见，我曾经跟我们国家最高首长讲，不要再只讲拼经济了，因为拼经济是手段不是目的。拼经济，第一点要问的是，要让谁赚到钱，第二个，赚到钱做什么用。如果拼经济的结果，都是被有钱人赚走了，有意义吗？如果只是拼经济，不考虑其他配套，会牺牲到财务分配的公平、会牺牲到环保、会牺牲到生态等。那为什么这么担心财务分配的不均呢？因为财富不均，会减少社会整体财富所带来的福祉。 是对一家四口一碗方便面的来说，是很大的财富。同样的金钱，对贫穷者而言，对金钱的效用远高于富有者。

有关于财富再分配，我这边讲一个例子(这点我也跟马总统讲过)，我说只有打房还不够，我如果五年前有那个胆子，或者人家知道我家有钱，我去买帝宝，那时候一坪好像不到80万，现在一坪已经200万，我睡了5年觉，就赚1亿2千万，因为帝宝没有少于100坪的，而这些增值的部分只要缴很少的税，为什么帝宝可以涨这么多？其实是大家劳动的成果，而我们过去10几年，从李登辉总统到现在，所有的劳动所得，没有增加，甚至大学毕业生的起薪还减少了，那我们过去十几年的经济成长到哪去了呢？都是钱赚钱去了。如果哪个总统就说，我要将经济成长的果实， 2/3给劳动者，或是一半给劳动者，那我就服气。所谓劳动者，不只是挖泥巴、扫地叫劳动者，只要是呷头路就叫劳动者，所以教授也是劳动者，校长也是劳动者。今天台湾的问题，就是对钱赚钱、养地这种     所得几乎抽不到税的不公平的政策。

健保的目的，是要全民得到均等的医疗照护

    谈起全民健保，其保费负担是不公平的，相同所得的人，因着为投保的类别不同，其其负担比例不同，有的人要负担百分之30，有人要负担百分之60。又论口计费是违反社会保险的原则，这是处罚家庭，我们过去做了很多事情在处罚家庭，这是最邪恶的法律。过去若夫妻假装离婚，缴的税比较少，结婚的话，交税比较多，骂了好多年，最近才改的，这是惩罚婚姻及家庭。当然不『惩罚』家庭，相对的单身就要多负担一点，所以我说要惩罚单身就被骂到臭头，我还是今天相信，单身的要多负担一点，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一辈子单身，将来别人要负担你，假如我们还要持续社会保障制度的话，就需要持续有下一代，抚养子女总比多缴点儿保费要辛苦的多。另外你有父母也是家庭，而单身将来也会有家庭。

为什么大家这么支持健保？这是我们以前就医很不公平，现在有很大的改善，但负担很不公平，所以要改进，因此有了二代健保的改革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将来，投保薪资的保费会降一点，有资本利得的，要多扣一点。就医的公平，虽大幅的提升的，大家还是有点不满意，但是有时候，我也很骄傲，担任署长期间，有位台东的立法委员赖坤成，他在立法院质询我，听完之后，我首先很不高兴，后来觉得这是台湾的骄傲，他说：「我们台东，现在已有急重症专家，能力都已经提升非常多，但麻烦署长，我们台东要有儿童心智科的专科医师，因为有自闭症的小孩」。我心想说，拜讬啊，美国、加拿大很多地方，有个家庭医师就不错了，台东这里连叶克膜都有了，有精神科医师还不算，还要有儿童心智科医师。当然我们还有努力的空间，但有这样的质询，难道不是台湾的骄傲吗？

财富分配公平，让社会福祉的效用极大化

    为什么要强调财富分配的公平？过去100多年来，全球各国，除了少数国家，多数国家的财富分配是越来越不公平。我们现在全球最有钱的百分之一的人，他拥有全球快到一半的财富，为什么要那么在乎财富分配的不公平呢？举个例子，有十个人，有十部电视机，十部电视机代表社会所有的财富，从经济学效用的角度来看，如果这十个电视机都给我，我的第一部电视机，让我得到快乐，可以看Discovery，也可以看大话新闻骂杨志良，我的满意度假设是100，我的第二部则放卧室，可是我我在卧室的时间比较少，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睡觉，得到的效用绝对少于100，第三部放厨房、第四部放厕所，每部效用递减，第五部我不要了，因为家里放不下，所以每增加一部，我的效用减少了。同样的50块钱，我在柳营奇美当过执行长，就发现50块钱对有些人来讲，是很大的钱，便宜的方便面可以买两碗到三碗。但是对郭首富而言呢，50块钱掉到地上，他恐怕不会去捡。就是同样的钱，对每一个人来讲，他的效用是不一样，也就是真正的价值认定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如果十部电视机，代表社会的资产，我就分给十个人，这些财产，他的效用得到极大化，如果集中给少数人呢，我们这个社会的资产，他的效用，他所带来的社会福祉就少了。所以为什么那么多国家都很担心，财富分配的不均，对整个社会来讲，是一个福祉的损失。我们财富的不均，可怕的程度，富有者，朱门酒肉臭，困难的人，三餐不继。也许人家说，我是左派，那我承认我是左派，但是我不是共产党，除了健康及国民教育以外，要享受好的衣食住行，仍要自己努力，多劳多得。我是中间偏左，但我再怎么左，也没有瑞典那么左，瑞典他是一个民主的国家，基本上也是资本主义国家，所以呢，我们将来到底，是不是要强调有一点社会正义，这个是我们要面临的很重要的问题。

我的公部门经验

    再来谈谈我进政府单位服务的经验，讲政府的事情，不太好意思，我还是要讲一下。首先是刘院长，当时他找我去，就说：「你要来做署长」，我说：「能力比我好的人很多，我家里有很多的困难，」，他说：「还是要你做」，我说：「你总有第二人选吧」？他说：「没有，就你了」。做一个公卫人，很难说不。我就提出想做的事，说「健保现在财务不稳，当然减少浪费要做，但是眼前亏空六百亿，因此要做费率的调整，否则大家就会对健保失去信心，而健保除了民众健康，对台湾社会的安定及安全有很大的贡献」，他毫无考虑一口答应。我又说：「二代健保改革已经拖了很久了，这是一百多个学者的共识，所以我要推二代健保修法」，他也没有考虑，马上同意，我很难再推辞了，我就想到一个比较贼的办法，因为人家说，国民党很黑嘛，我就说：「请示一下院长，对我们署的高层人士，有什么指示」，因为正好署里有几个职缺空出来，包括健保局总经理、局长、副署长等。我就想说，他一开口，就好办，我就可以站起来，谢谢院长召见，我就可以走出去了。他说：「完全没有」，后来果真没有，就是如此，后来因着健保调费率或者是修法案，与高层长官有一些不同的意见，他们不能怪我，因为是他们原先就答应的。

我任内，从总统开始，一直到行政院院长、秘书长等，从来没有交代过人事案，而且呢，我还很白目，我每一次就签一个人，第二天、第三天呢，上面就批下来了，隔了几次以后，我的幕僚就跟我讲，你好大的狗胆，你胆大妄为，以前啊，都要写三个名字，要去面报，让长官圈选一个，你只签了一个人，是强迫院长要同意，那万一他不同意，你是不是应该要辞职啊，我说：「唉呦，这个事情很大条」，所以后来就学会了，坚持要去跟吴院长面报，但是呢，每一次吴院长拿着当事人的履历，他大概看30秒，就说：「喔，这个人是不错啊」，他就批了，充份的授权，因此我也就更小心人选，我现在离开了，公道话也是要讲一句吧！长官不只没交待人事案，也没有交代过采购案。

我退休又再进政府服务，不能讲是废物利用，可算是资源回收吧

    在吴院长刚上台的立法院总质询，我一边坐的是劳委会主委王如玄，另外一边是环保署署长沈世宏，有一次我们正好没有被问到，当时就拿了报纸一看，就看到一个社论，写着，吴院长组阁，好多优秀人才，都不愿意进政府单位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进来的都是二军啊，我看完以后，我就跟他们两位讲，一个左边，一个右边，我们三个是不是应该站起来走出去，因为我们自以为是人材。我对自己说，退休又再进政府，总不能讲是废物利用，这对不起国家，对不起中华民国台湾，资源回收总可以吧！我现在要讲的是，如果大家嫌我们政府做的不好，我们的政务官都很差，为什么很差呢？因为立法委员很差，为什么立法委员很差呢？因为选民很差，所以如果你嫌，问自己就好了，自己拿棍子打自己屁股。

不受尊重的政务官：哪一个政务官在想三年、五年以后的事情，能想三个月以后的事情就不错了

    我们有哪些怪现象？虽然有少数很认真问政的立委，但是有些立委对于公共政策，鲜少过问及发言，多数民众也少听过他的名字。质询时，也不知道在讲什么，还有的甚至也不质询，也不来开会，但是他选举，一定当选，有时就算全国有知名度的人去跟他竞选，也未必选得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选区，有人老爸老妈过世了，他就去跪，婚丧喜庆，勤于跑摊，选民儿子吸毒被警察抓去，他都去关说，非常的勤劳与选民服务，他做的跟县议员差不多，跟乡镇代表差不多，那他一定可以当选。我这样讲，可能得罪了某些地区的人，但事实是如此。政务官不好，所以国家施政不好，怪谁？怪自己，因为我们是民主国家，所以任何人，去批评政务官的时候，就去批评立委，还有批评你自己，选这什么立委出来，这是我的感受。

现在谁愿意做政务官？钱少事多责任重本该承受，但不可忍受的是在立委及媒体前没有尊严。我看不到我们的产业界，有人愿意做政务官，不信你去请郭首富进政府单位服务(也许我这样讲，可能就刺激他进政府单位服务做事)。学术界现在有人愿意进政府做事吗？事务官愿意改任政务官吗？没有，因为政务官变成临时工了。我们钟摆摆的很厉害，台湾就是这样，无厘头，原来政务官退休是好的不得了，现在政务官退休，连年资都没有。以我自己为例，我曾经在政府单位服务并退休，一年多前我任政务官，结果离职后，任职期间的年资都不算，什么都没有，这也太过了吧？我不是争取我的福利，不差那一点钱，人家都说我家里有钱，但想想看，一个国家这样对待政务官，哪有人愿意做政务官。有时我们几个政务官坐在一起时，哪一个政务官，在想三年、五年以后的事情？在尹仲容的时候，在李国鼎的时候，还有在俞国华的时候，虽然很多人都不喜欢他，但都是在想五年、十年以后的事情，现在如果想三个月以后的事情就不错了，对不对？只有马总统也许可以想三、四年以后的事，因为他也许可以连任，这样的台湾有什么希望呢？台湾卫生署长的薪水，是新加坡卫生部长的1/20，我跟他见过面聊过，他只管600万人，我管2300万，他去年登革热数将近6000人，我的登革热只有1500、600人，我们附近的国家，是用几万、几十万算的，我可能自我感觉良好，但是监察院纠正我，说登革热没有做好，你说我服气吗？我没有关系，我们防疫人员服气吗？南部的地方首长服气吗？我们的国家就这样，早上有一个媒体制造新闻，然后我们的立委们就质询，我们的监察委员就找我们去，曾有媒体登了美国禁猪血糕，我们就要去被问猪血糕，然后再去监察院，好好的被修理一番，然后就说是是是，改进改进，我们要更加努力，然后回来，心里实在不平。猪血糕根本就是误会一场。你到德国去，猪血肠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食物，也很有营养。报纸写什么，立法委员就质询什么，那晚上的媒体call-in就讨论这些东西，然后我们国家的政策就这样决定了，官员们都在回应这些事情，谁在想台湾未来要怎么办？

给总统候选人考试：国家的愿景是什么？国家的目标是什么？

        我再回到前面谈的，我们现在只有拼经济，那国家的愿景是什么？国家的目标是什么？拼经济是手段，巴豆夭夭就没有办法过幸福快乐的日子，但是所有的发展要达到什么？至少是健康快乐吧，我们过去那几位总统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们的发展目标什么，这个一直困扰我。

我自己觉得我的努力还不够，但我最起码离开政府的时候，我没有什么重大的羞愧，因为最起码，我们的健保，我有一点点的、小小的功劳，当然有功劳的人很多。健保提供的帮助，大家都可以感受到，以前许多因病而贫、因贫而不能就医的事例，不胜枚举。就是家里有人生重病，家人不舍，所以要卖牛、卖田、卖房子、最后是卖人，卖人可以批发，可以零售，我不应该再多讲什么叫批发零售。所以呢，最起码健保改变了台湾的言情小说跟连续剧的剧情，我们不再有说，这个妈妈生重病，所以这个女儿很乖巧，虽然已有位青梅竹马，论及婚嫁的英俊穷男友，那妈妈生重病了，女儿很孝顺，只好嫁给隔壁的杨员外，又老又丑又矮，杨员外可能就是杨志良。这一点，我们是满骄傲的，美国家庭破产的最大原因，就是家里有人生重病，没有健保。中国大陆之前的研究，也是一样。健保有很多的缺点，还要改进，但是去年调涨了保费后，居然满意度又提升了，我离开之前，同仁给我的民调报告，每一次都用一样的题目，快十六、七年没有变过，满意度不是18趴，也不是81趴，是88趴，我说一定有误，再换一家民调公司，再做一次，结果还是一样。经由调涨费率的过程，大家反而可以体认到，这个制度的优点。

大学生你拿了社会的资源，有没有服务社会

我再讲一个故事，现在批评大学生，变成一个时尚，我也不能免俗。有一年，我教牙医系的生物统计学，学期结束，教完了以后，同学们就给我鼓掌，这个是给我一个荣誉，因为自己学院(那时候是医学院，还没有公共卫生学院)的老师，通常学期结束没有鼓掌，应该的嘛，老师就该好好教。因为前一个老师讲的他们都听不懂，所以他们给我鼓掌，我就说：「听呒啦、听不见，没听到」！他们就"嘘~~~"，开汽水，说你这个家伙不识抬举，我们给你一个荣誉，你还嫌我们鼓掌不够大声。我就说：「你们知道不知道，在台湾服务的牙医师，台大牙医系毕业的同学有几位？」他们说不知道，那时候我做医事人力研究，我说：「不是7000个，不是700个，是7个，这7个台大毕业的牙医师，通通把他们丢到太平洋去，丢到台湾海峡去，对我们台湾民众的口腔健康，几乎没有影响」，我说：「我做一个老师，如果我有一点良心的话，我应该辞掉台大教职，到中山医专(后来变中山医学大学)，他们的牙医系，学生很多，老师很少，我应该去教他们，因为他们真正在服务社会」。我那个年代，政府推动十大建设的时候，赵耀东也曾经评过台大，说那时候最好的工程师，是成大跟台北工专(现在台北科技大学)的毕业生，几乎没有找到台大毕业的学生，可是台大呢，是得到社会宠爱，得到社会资源，不管是政府的预算，还是民间的捐款最多的学校，我们以前台大医学系，曾经100个毕业生，是80个去援助美国，那时候美国有一个美国医药援华会，他捐了一些钱，盖了医学图书馆，但我们捐了好几倍的钱回去给他，因为美国用了台湾最好的人，他们拿到家里最多支持跟国家的资源，然后去帮助美国，现在门诺的院长、和信的院长，前任彰基的院长，都是。留在台湾的只有几位，像陈维昭校长，留下来就可以当校长。我自己告诉我自己，像我这样的人，如果今天才留学回台湾的话，不要讲台湾大学，亚洲大学都不要我。我自己觉得我做对的一件事，就是我在美国毕业的时候，很多的同学说，你留下来，那个时候我最后几个月的奖学金，是一个月800块美金，我回台大当讲师，是4000块台币，那时候是1:40，所以只有100块美金。因此我的前辈，虽有人回来，但回来以后又走了，我是第一个拿到博士学位，又愿意长期留在台湾，所以我的机会比人家好。我虽然常常骂人，我也要检讨我自己，为什么？天下有几个学者，有这个机会，可以替国家规划全民健保，而且后来又变成法律，之后也大致照这个规划去执行，后来还有机会，去搞个二代健保改革，大战立委诸公。这真是非常的幸运。

我觉得我们台湾，大家要有一点点社会正义的感受。过去台湾的社会流动，非常好，只要努力，大家都可以有好的发展。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只有好的家庭出身的，才能够有好的机会，这是不符合社会正义的，也就是说让有才华的人，反而没有机会，我看到一个报告就是说，我们台大的学生，绝大部分住在台北市，据说是超过一半，六成，ㄧ般来说家庭比较富裕，我亚洲大学的学生，平均来说，是社会比较弱势的，但是他们要缴比较高的学费，他们缴税并没有缴的比较少啊，所以上次我看到报纸，李校长说：「台大的学生，应该要缴合乎成本的学费，而一部分政府也补助了，然后对于真正困难的同学，要给予全额的奖学金」，我百分之百的支持，他是对的，但是他好像被同学呛，如果是同学呛的话，我以身为台大毕业及台大的教授，感到羞愧。也许你们都不赞成校长要调学费，我是非常的支持，这个调了学费，对我没有关系，虽我还在台大兼课，台大兼课是从来一毛钱也不给我，因为台大很大，认为来这边教书是给教师荣誉，所以呢，通常是不给钱的。

要谈反核的人，是否有随手关灯，是否有节能减碳

    我现在要讲「反核」这个议题，我对核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，先从十多年前，我离开台大的时候谈起，我认为台大公卫学院的教授，没有资格反核。为什么，台大公卫学院，那时候有一栋三层楼的房子，就是现在公卫学院的旁边，那时有三个研究所在那里，一楼有一个大教室，每一次下完课的时候，都是便当盒，饮料杯丢满地，脏的一塌糊涂，一楼、二楼都很脏，只有三楼的厕所最干净，因为那是医管所，我要我的老师跟同学，一定要自己扫厕所，那时不是没有工友，但我们在外面要做礼数，在里面要做抹布。结果他们一二楼都跑到我们三楼来上厕所，我们同学在嘀咕，我们所有老师都要轮流扫厕所，只有一个老师不扫，我不要讲他是谁，不好意思，我是所长，没有办法感动他，最糟糕的是什么？好几次，那个大教室，可以坐几十个人，礼拜五下课以后，一直到礼拜一，我到校的时候，那个冷气都没人关，老师没有自己关冷气也没办法教导学生去关冷气，自己的垃圾都不能收，而且还是公共卫生学院，凭什么反核，我认为他们没有资格反核，他们也不敢骂我，因为我讲的是事实。后来我到亚洲大学去，要我担任副校长，我们的同学也是一样，每个教授下课的时候，也不关灯，也不关冷气，地上简直像是战后一样，我真的看不下去。有一天，我邀蔡校长、总务长一起，也把照相机拿来，一个一个教室去，我说这样的大学生，台湾投降算了。所以，我们要在生活中学习，一定要让学生做，尤其在家里很多孩子也不叠被、从来也不洗碗，在学校就是要反核！如果连前面所说的都做不到，凭什么反核？所以这些反核的人，我们都要看他们，有没有随手关灯，有没有节能减碳，这个道理非常简单。

台湾反对陆生来台，真是莫名其妙：美国所以强盛，是吸引全球人材，吸(洗)

他们的脑

    我到美国念书的时候，他们给我四年全额的奖学金，那时候我想说，美国为什么给我奖学金？四年下来将近快五、六万美金，那时候五、六万美金，可以在台北市士林的公寓买四、五层，不得了。那时候我在想，如果不要留学，奖学金我跟他一人分一半，他拿一半回扣，还满不错的。因为那时我认为，一辈子赚不到四、五万美金，当时我也认为，一辈子不可能有汽车，所以我在美国买了一辆二手车，我离开的时候，就特别把那个车牌拿下来，把它放到家里的橱子，最醒目的地方，昭告各亲友，我曾经拥有汽车。台湾那时候，虽然穷经济成长非常的快，非常的好。回到台湾，有这么好的机会，回来服务社会，我也在柳营奇美做过执行长，对这个乡下地方的人，可以提供很好的就医环境。美国在台协会，曾经也有一位处长来参观，说美国的乡下都看不到这么好，这么漂亮的医院，提供这么好的服务，因为附近都是稻田，我觉得自己，尽了一点心力。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要花这个钱栽培我？美国很多人没有念大学，美国为什么给我这个钱？美国为什么强盛？因为美国吸收全世界最顶尖的学生，有能力的人，只要你遵守他的法律，不杀人、不放火，你要讲什么、做什么，都可以，美国之所以伟大，是能够吸引人材，美国希望全世界的人都去那边念书，有钱的，他要你自己交学费，没有钱的，穷国家，他洗你的脑。我们的政府部门里面，总统、以前的副总统，历任行政院长，不知道有多少位部长，全部都是被美国培养出来的，包括我自己。我是公共卫生的，不敢讲教育，但对于台湾反对陆生来台，真是莫名其妙，说会抢我们台湾学生的教育机会，我们反对大陆人材来，来就是抢掉我们的职位，结果呢，我们的人材都输出全世界，然后我们进来都是菲佣、越佣、印佣，所以台湾怎么会有希望呢？我们的意识型态就这样，怕竞争，怕人家会怎么样，而且我们还很怕跟人家交往(engagement)，全世界从来没有一个民主国家，跟共产国家交往以后，国家垮了，历史证明非常清楚，所有的民主国家跟极权国家交往以后，垮的一定是极权国家，东德有多少人跑到西德去？里面没有匪谍吗？多的是，西德一样，把双手张开，南北韩间，只有集权的北韩不敢跟韩国全面交往。反观我们，中国大陆的人来了，就是要颠复台湾，我们投资大陆，就是要把资源都给老共了，他们来投资，就是要经济统战，如果这样以为的话，那我们干脆投降算了。这个事情我曾跟一个民进党非常着名的立委提起，我跟他讲，这样是投降主义，他跟我讲：「早就该被统一了」，原来他比我还悲观！我曾到新疆去，我非常喜欢王若宾的歌，像是"在那遥远的地方"、"达坂城的姑娘"、"康定情歌"、"青春舞曲"，他这个人也很可怜，被国民党关，也被共产党关了16 年，他到过台湾，现已过世，为此，我还特别到达坂城去(结果非常失望)。我平常体力不好，不参加第二摊，那时大陆医界常常请我去演讲，谈健保、讲医院管理等。他们说要第二摊，我就非常兴奋，想着维吾尔族的姑娘唱新疆民谣，多美妙啊！我一去，维吾尔族的姑娘的五官非常的深遂，非常美，第一首歌唱的是"酒后的心声"，第二首"爱拼才会赢"，第三首哇嗯灾影，我就回饭店去了，你说我们与中国大陆的交往(engagement)，这个交往，影响之深远，可想而知。所以，我觉得许信良，大胆西进是对的，但你怕什么呢？我们如果怕，就投降算了，我这些话，我当署长的时候，都不敢讲，我今天胆子很大，专门挑这种非常刺耳的话来讲。

人溺己溺、人饥己饥：利他？利己？

有时候在公共汽车上，我只让个位子给人家坐，就觉得很愉快，偶尔帮助人家一个小忙，就觉得很舒服。后来我想通了，想到孔老夫子：「人溺己溺、人饥己饥」，这个话好像是利他的，帮助别人的。别人的小孩子掉到井里面去，就像你的小孩子掉到井里面去一样，人家肚子饿就像你肚子饿一样，利他的。可是回头再想，不对，是利己的，是帮助自己的，为什么？这等同我的小孩子掉到井里面去，就像你的小孩子掉到井里面去，你要去救，我肚子饿没饭吃，就像你肚子饿一样，所以你的饭要分给我吃。所以呢，我们说，帮助别人，会让你快乐，而且长寿，这是可以验证的，有很多的研究，说帮助别人就是帮助你自己。想想看，你的我是多大，有的我，就是他自己一个，一个个体，所以连兄弟姊妹夫妻，都可以一刀下去。历史上，这些皇室在争权夺利的时候，就是这样。但是我们也看到做妈妈非常的伟大，他为了他的小孩，他可以牺牲生命，他就是要让他的下一代可以活下去。所以有的我啊，是他的家庭，有人的我，是他的家族。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，Dr. Ronald Freedman，他帮了台湾设立人口统计制度，对台湾人口研究给了很多的帮忙，他们夫妻两个教授的收入，其中一个人的薪水是要捐到以色列。所以不少犹太人是把整个犹太人当做我，修女Teresa，他把所有的人类(human being)都当做我。佛家，他把所有的生物都当做我，我到底有多大？这是我自己常常在问我自己的。研究发现，帮助别人后测量脑波有所变化，脑内啡叫做endorphin分泌增加，可以变的很快乐，也对免疫系统有所助益。我的范围比较大，这个族群就比较能够延续，如果每一个都自私自利，这个族群就垮了，很快就自然淘汰了。现在有很多研究，包括核磁共振造影(MRI)发现，当你帮助别人时，脑内的变化显现自己能得到快乐，自己会得到快乐，所以捐钱给弱势者，不只是为了对方，也是为了自己。若实际需要很少，确想要很多，就会变得很痛苦。

所以陈光标先生，他的很多事情，我们不一定赞成，但他讲一句话，我觉得满好的，他说：「往生的时候，还剩很多钱，是个罪恶」。我们人类是所有生物里面，最能够合作的，分工最细的，我身上所有的东西，没有一件事是我做的，我只是教公共卫生，可是我享受了一个非常好的生活，这来自我们分工跟合作，我们成一个团队。

也有社会心理学的研究，如果你跟你周遭的人都是差不多一样的时候，比方说，财富都差不多，而且你正好比较多一点点，你如果去做官，最好是，你附近的朋友，他都是那样的官，你会觉很轻松、自在、很快乐，如果别人比你好很多，你会觉得不舒服，别人都很不如你，你也不会更快乐。

我也佩服圣严法师，我在推动器官捐赠的时候，他讲一句话，非常好，他说：「我们的身体，我们没有拥有权，因为迟早都要回归尘土，只有使用权」，你使用的时候，好好使用，万一你不用的时候，为什么不让别人用。

今天，我就只有举我自己的这几个经验，我愿意让大家来指教，有哪些事情，感觉我讲错了，挑动了大家很不平的神经，那就教大家了，谢谢。

注：本文摘自100年4月27日晚间7:00~9:00，于台大法律学院霖泽馆国际会议厅之演讲，主持人李嗣涔校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