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问了三十年的问题

杨志良教授

2018.12.01

    自从1988年，受命参与全民健保第一期规划，三十年来我在公开讲话中只要有机会，就会问听众一个问题：「劳保费率应该高一点好，还是低一点好？」不管台下坐的是大学生、硕博士生，还是一般社会大众，几乎都会立即回答：「低一点好。」

在直观感性上，低一些，缴的钱就少一点，当然好；但若深度理性思考，答案则完全相反。以最大宗的第一类被保险人(受雇者)而言，早些年劳保费的分摊比例，投保单位(雇主)缴7成，被保险人3成；目前是投保单位7成、被保险人2成、政府1成。根据「劳保条例」，全部的劳保费收入只有一项用途，就是劳保给付(劳保局的一切行政费用全由政府另外编列预算)，因此劳保费率越高，劳保费收入越高，劳工未来获得的给付就越高。而且其中只有2成是自己付的，对劳工而言大大有利。

    换句话说，压低费率吃亏的是劳工，一方面，未来领的给付变少；二方面，在2000年前，执政党的劳工「利委」一直压低费率的努力下，劳保费率已经低于精算费率，造成入不敷出，劳保潜在的债务达近18兆，比军公教不知多了多少倍。未来劳保只有二条路，一是破产，二是劳工缴的多，领的晚、又领的少。而最高兴的获益者，当然是资本家，因为他们逃脱了社会责任，可以合法的省下大量成本，而把债务留给社会，特别是庞大的劳工受薪阶级。

从口袋少掏钱，是感性的、一时的，但经过引导，学生或听众理性思辨之后，结论就完全相反了。

   台湾严重缺少理性思辨的教育，因此绝大多数民众只在意当下及小确幸，完全忽略可长久的国家发展。例如老人免交健保费、公共汽车免费、捷运半价、高速公路每日20公里及东西向免费等等，全是民粹产物，不可长久及不公不义。台湾再六、七年就是超高龄社会，多个县市老人免健保费，用钱的人多、付钱的人少，如何撑得下去？且会排挤其他支出，如教育、支助家庭养儿及长照、经济建设等；公共汽车老人免费，那全票要涨多少钱才能不倒？高铁、台铁呢？高速公路20公里免费，那就是由长途运输补贴短程；东西向免费，就有利在农地盖豪华农舍的有钱人(东西向的乡镇普遍较穷，应直接给予较多建设，而不是免高速公路费)。

    日本人口老化程度比台湾更严重，哪有老人搭车免费或高铁半价等等这些小确幸？西欧、北欧也少有，他们照顾老人的方法，就是好好把退休及年金制度办好。话虽这么说，但在台湾哪个政党或政治人物胆敢改变这些小确幸？不加码就不错了。用来骗选票的小确幸耗掉大部分的社会资源，台湾就继续不婚、不育、不养、不活、世代不公，年轻人没有前景的沉沦下去。

无近忧必有远虑，只活在当下，必定没有未来。如何导引国人理性思考，从感性的民粹进化到理性的民主，是不管哪一党执政的最大挑战。

 

<刊于2018.12.10联合报A13-「一个问了三十年的问题」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