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大医学系公卫第一人—吴新英教授

杨志良

2017.01.27

 

 

一向以来，医师主要任务是临床，矢志从事公共卫生者，本来就不多，而台大医学系毕业即终生从事公共卫生者，更是寥寥可数。我的恩师吴新英教授，就是第一位进入台大医学系又终生从事公卫者 (但吴教授曾因肺结核休学，第一位毕业从事公共卫生者是林家青教授)。

公共卫生与临床医学，在照顾民众健康的原理上都是要发现问题、详加诊断、开出处方、进行治疗。只是临床基本上是一对一，公共卫生的对象是群体、社区，甚至整个国家。例如乌脚病临床之父王金河医师，常免费医治及关怀布袋、学甲、北门一带的乌脚病患，令人衷心感佩，但患者仍难逃截肢的命运。而陈拱北、吴新英教授等人从事流行病学研究，发现当地人因浅井含盐，所以汲取2、3百米深的地河井水引用，而地河井水含有机砷(诊断)，长期饮用造成罹患乌脚病，因此建议政府普遍提供居民自来水(治疗)，乌脚病便不再流行。所谓上医医国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
公卫与临床另外一项区别是，临床的效果具震撼性，公卫成效则隐而不彰。濒临死亡或痛苦的病患，医到病除，必然非常感激医师，公卫的效果只呈现在统计上，普遍施打疫苗消除了不知多少传染病及减少了多少死亡，但是谁被救了不得而知，搞不好还有人因为注射疫苗不当或极少的副作用，反而怪罪公共卫生措施。临床对象是有脸孔的，公卫只是冷冰冰的数字，所以临床医师与公共卫生医师，不只是收入上的差别，心灵上的满足也远远不同。就如同很多学生感激好老师一辈子，但很少人记得感谢校长，虽然校长对办学好坏的影响力远胜于个别教师。因此吴新英教授等前辈，放弃临床在收入及病患感激上的满足，造福群体，更令人敬佩。

 

吴教授，1921年生于台南学甲头港村，1950年台大医科毕业，随即进入公共卫生学院前身——热带医学研究所担任助教。吴教授人生的最大挫折是：1959年与陈拱北教授一同从事乌脚病调查，北返时在新竹附近翻车导致脊髓损伤，经医治后虽保住性命，但留下半身麻痺、手脚不便的后遗症。我1969考入台大公卫所硕士班时，见到的吴老师就是如此。他因身体不便，在教学及行政之馀，收的研究生不多，我是公认的「大弟子」。

老师温文儒雅，从不疾言厉色。我硕士毕业该年，台大成立台湾第一个公共卫生学系(以前只有硕士班而无大学部)，吴教授担任第一届系主任兼所、科主任，在数码竞争者中留我为助教。当年留任助教，除非自己不努力，否则基本上就是学校想长期栽培的对象。我在担任助教二年及讲师一年后，又在吴教授及陈拱北教授的协助下，获美国纽约人口局奖学金，赴密西根大学研修公共卫生哲学博士，前后获得4年全额奖学金。当年连上大学者都十不得其一，且我家境困难，至大学毕业才买得起自行车，这个机会真可说是极其难得。

 

1979年回台后，由陈拱北教授倡议，与王金茂署长、台大杨思标院长共同研议的澳底保健站计划，因陈拱北教授去逝，一时无人主持。其他年轻教师多不愿每周自行驾车前往贡寮澳底，而吴教授与陈拱北教授有「乌脚病的革命情感」，自然成为「接班人」，并担任陈拱北预防医学基金会的秘书长(魏火曜先生为董事长)。他手脚不便，因此在吴老师一声令下，由我接下此项工作，带领公卫系的同学前往澳底挨家挨户从事就医行为调查。结果发现，仅只5千人的渔村，每人每年就医4次，不计机会成本，光直接医疗费用就可维持至少一名医师、两名护理人员的诊所，欠缺的是如何建立机制，将人及财留在当地。

我们依据调查结果分析，在当时省公共卫生研究所的《公共卫生》杂志发表了数篇文章，认为以乡为中心，办理自给自足的医疗院所是可行的。此构想在魏火曜董事长的推荐下，由新任的许子秋署长采用，成为群体医疗中心计划。第一期试办12所，由我主持评估其效益，因一开始就相当成功，不待第一期试辨完全结束就推广至全国，一举解除无医乡的困境。

公卫系第二任主任林家青教授任满，医学院又再请吴教授担任系所科主任，我成为当然「特助」，襄助系所工作，老师几乎每日召见。而当时林家青教授有意迁往美国，但觉得他的医学电脑才能将无人接续，殊为可惜，就向吴主任请求借我为「学徒」。吴老师慨允，这在当年教授间仍有「门户之见」的情况下，实属难得。我因此在短期内学得数种程式语言，编写程式对逻辑思考有很大的助益，且当时电脑资源非常稀少，医学校区只能与法学院商学系合用。其后台大公卫购买了王安电脑，整个医学校区的资料统计分析多委讬公卫所办理，不但大大提高公卫在医学院的地位，也对公卫系所的经费大有助益。我在江东亮及吴肖琪(现阳明大学卫福所教授)的协助下，发展了一套Angel统计分析软件，适合当年开始普及的PC使用，后又发展为卫生所及省立医院公、劳、农保申报费用批示作业软件。也因此历练，受当年陈维昭校长、戴东源院长盛邀，担任了台大医院资讯室主任3年半。

担任吴教授「特助」期间，某日卫生署石曜堂技监邀我午餐，餐后要我一同往见许子秋署长，说要推荐我担任保健处副处长(叶金川时任医政处副处长、黄文鸿任药政处副处长，逐步将卫生署局处长年轻化)。我当即回复，在报告吴老师之前，不便前去见许署长。待报告吴老师时，他只淡淡的说：「不用去吧!」而没有任何说明，我心想必是他因身体不便，仍需我协助之故。后来又因张博雅教授打算参选嘉义市长，邀我接任高医公卫科主任，向吴老师报告，结果相同。第三次外界邀请，我就直接谢绝，不再报告了。

对师命如此遵从其实另有原因。当年有位老师教我卫生传播及卫生教育，他说他是医学院的三等老师，一等是日本或台大医科毕任临床工作；二等是医科毕业任公卫教师；而他台大农推系毕业留美，是三等教师，所以升迁困难。我闻言心想，那自己不就是「等外」了？但我又受到吴老师及陈拱北教授的提携，甚至林家青教授的特别教导，实在不易，因此特别心存感激，凡事认命不计较。却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在吴老师第二任系所科主任任期届满时，竟在有多位前辈之下，要我接任。

现在很多人对担任系所行政主管避之唯恐不及，但当年仍然是有权又有名。而我既不是医科，也不是台大大学部毕业，打破台大公卫多年的系所科主任传统。因此有同事说我是台大医学院的样板，用来反驳外界所谓「纯种说」。

吴教授虽然行动不便，却一辈子奉献给台公共卫生。除了上述参与乌脚病防治研究以及担任第一届公卫系主任外，让我再说三个故事。1972年，魏火曜教授担任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，邀请他兼任执行秘书，另有许子秋、蔡作雍(国防医学院院长)、许世钜及陈拱北教授等委员若干人。鑑于当时社会日益重视医药卫生，医学教育委员会大幅改革医学教育，如废除高职药剂科，药学一律为五专及大学，以及废除5年制医专，医科一律改为大学教育，并更在陈拱北教授的倡议下，由吴教授主持台湾医事人力调查及规划，而我则担任研究助理，带领数十位临时人员，将卫生署医事处所有领照的医事人员，包括医、牙、药、中医、护士、护理师、助产士等，加以抄入在卡片上，总数多达数十万张。每人以姓名的王云五四角号码合并出生年月日，得出一组编码，整理清查该人的证照(一人多项证照，或同一证照多次领取)、死亡、出国、目前执业情况等，再键入电脑处理、分析。最后依调查的结果，分别以医、牙、药、护在《台湾医志》等发表论文数篇，并对未来医事人力进行推估及提出建议，因而有阳明医学院的设立，这对后来全民健保的实施，在卫生人力方面奠定了基础。

再者，吴教授接受哈佛大学委讬，调查妇女主观认知婴儿存活率(如每百名婴儿有多少可存活至成人)与期望生育数的关系。吴教授要我担任访视员，挨家挨户访问。当时民风纯朴，调查相当顺利，也对民间生活及如何从事研究调查学习良多。研究的结果明确显示，认为子女存活率高者，期望生育数较少，这个结果普遍为世界各国学界所认同。所以若要推行家庭计划以控制人口爆炸，推行公共卫生、减少婴幼儿死亡率，是最有效的方法。

吴教授最后的贡献是，办理全国公共卫生人员研修中心。台大公卫所在光复初期曾举办多期公共卫生人员研修，以提升基层卫生人力的素质。然而自1980年代开始，社会剧烈变迁，原有的卫生所、卫生局功能萎缩，导致当年李登辉省主席曾言「卫生所不要也罢」；更因为经济快速发展，台湾各乡、镇、市、区从普遍为农村社会转变为各地区异质性大幅增加，农村、工业、商业、文教等不同地区，其人口结构、经济活动、健康需求有很大的歧异性，原卫生政策、组织编制与卫生人力，已不符时代需求。

由于吴教授是公卫界资深前辈，广泛受到各界尊从，因此我在担任公卫系所主任时，特恭请他主持由卫生署委讬办理全国公共卫生人员研修中心，邀集全国各类公卫专家，办理各级公共卫生人员研习营。研修中心于1987年开办，1995年由卫生署收回自行办理，当时吴教授已高龄74岁；8年之间共计办理包括基础班、专修班、专题班以及主管人员行政管理班等108班，参加学员高达5,302人次。有效提高我国公共卫生人员素质及凝聚共识，各项防疫、保健、医疗改革得以顺利进行，也因此全民健保在1995年开办之初，得以有条不紊，顺利实施，希望吴教授及同仁的辛劳，不会被我们社会所遗忘。

我从成为吴老师的研究生，一路参加吴老师的哈佛人口研究计划任访视员、担任卫生人力调查助理、助教，获得留美奖学金，参与澳底保健站及群体医疗计画，担任老师特助，襄理系所务；期间老师同意我跟随林家青教授学习电脑资讯处理，又因吴老师与陈拱北教授的「革命情感」，我也特别受到陈拱北教授的关注，甚至破例拔擢担任台大公卫系主任，受老师的教诲及关爱无以复加。往事如烟，现在已过不踰矩之年，谨以此短文感怀浩瀚师恩。

<刊于台大校友111期-杨志良之记述吴新英教授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