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文章)我的學思歷程:淺談社會正義

  • 2013-01-08
  • 資訊處管理者(勿異動)

我的學思歷程:淺談社會正義

楊志良 教授

 過去多次有人要我談談我的成功經驗,可是自己覺得真的沒有什麼成功的地方。但今日這個題目-我的學思歷程,就容易多了。我今年剛滿65歲,現在坐公車都是3聲(65歲以上持敬老悠遊卡刷卡時響3聲),有時候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享用免費公車,是不是我應該只用一次就好。今日要分享的一些經歷與故事,就從『對民眾的照顧--從子宮到墳墓的國家』談起。

了不起的民主國家--是民眾願意而且政府有能力抽取相當的稅金

    第一個談的是1989年 (就是天安門事件那年,因為沿途不少中國留學生像我們勸募),為什麼記得很清楚呢?因為那時候,我們正在規劃全民健保險,由於全民健保不是我們國家原有的制度,當然要去參考其他國家的做法。那年由我帶隊,成員六人,包括現在台大公衛學院的院長江東亮。參訪的國家,當然包括社會保險的鼻祖-德國。此外,就是實施NHS,達到全民健康照護(health for all)的英國及瑞典。英國是由上而下執行健康照護制度,而另外一個國家也是實施NHS,這個國家很了不起,叫瑞典,他們是由下而上的執行。當年我們到了瑞典,是禮拜六,所以衛生部不上班,我們就請旅遊公司派一位導遊,帶我們市區觀光。第一站,他帶我們到市政廳,這是個紅色挑高的磚造房子 (如果我記憶還沒錯的話),二樓是個大廳,空空的,什麼也沒有,沒有雕樑畫棟,比起羅浮宮、凡爾賽宮,那真是差遠了,之所以會去參觀市政廳,是因為瑞典什麼都不產,就產諾貝爾獎。導遊對我們說:「你們這幾個,這輩子,大概都沒有希望得諾貝獎」。這地方是頒發諾貝爾獎的地方,最前面有個泥塑的塑像,是個皇帝戴著皇冠,底下踩了三個人頭,那三個人頭表情非常扭曲,非常的痛苦。導遊接著又說:「我們以前有皇帝,而皇帝是踩在人民的頭上,所以人民很痛苦,現在我們君主立憲,且被大家公認是世界上國民所得很高的國家,社會祥和、人民勤勞,是社會福利做的最好的國家之一。」瑞典並沒有因為社會福利辦的好,人民就懶惰。例如該國Volvo汽車工廠的生產線,第一線的作業人員,享有很高的自主性及福利,選自己的領班,每天決定想做什麼就做什麼,他們完全是人性化的管理,而生產的汽車價廉物美,極具競爭性,所以能夠賣得好。這就是從子宮照顧到墳墓的國家(form womb to tomb)。導遊又說:「我們現在是君主立憲的民主國家,可我們的老百姓一樣痛苦,因為稅很高,我每賺100塊,要付稅金及社會保險費共70塊錢給政府」。他其實在跟我要小費,因為今天是禮拜六,原本不用上班,然而我要他來當我們的導遊,不能在家休息,收入要交70% 給政府,如果旅客給小費的話,是不用繳稅的,所以我一定要裝不懂,就是不給小費!我說:「難道瑞典不是一個民主國家嗎,人民舉手投票,就可以把這個稅降低了嘛!」,他遇到我這個無賴,一點辦法也沒有,他說:「非常遺憾地,我們就喜歡我們的社會保障制度,繼續當臉孔痛苦扭曲的人民」。我當時非常震驚,我了解什麼是了不起的民主國家,就是老百姓願意,而且政府有能力把老百姓身上錢都挖出來,政府掌握很大的資源,重新配置,照顧民眾健康及弱勢,造橋鋪路,辦理教育。

      這些高稅賦的國家,儲蓄率都非常低,拿到薪水馬上花掉,但其實並非沒有儲蓄,而是用社會儲蓄—繳稅及繳保險費,代替個人儲蓄。因為有的人沒能力儲蓄,有的人儲蓄失敗,且個人累積的財富隨時可以搬離國家,而社會儲蓄是全民擁有。1996年中共打飛彈,安定金融的就是當時的勞保等基金,只有落後的國家才需要很高的個人儲蓄。全民健保實施後,個人及家庭就不必擔心重病所需龐大醫療的費用,只要平時交有限的保險費,減少儲蓄已備不時之需的壓力,就是這個道理。

從所得稅率佔GDP的比例來看台灣,是一個很爛的國家

        台灣人民的愛心從不落人後,每有重大災情的捐款,都很讓人感佩。但若是從所得稅率的高低來看,台灣是一個很差勁的國家。想想看,美國是一個很資本主義的國家,但美國的稅賦比台灣的高;日本的稅也比台灣的高;美、日賦稅占GDP約30%,加拿大的稅又比美國、日本高;法國、德國的稅是40%到50%左右的GDP(加拿大、法國、德國是中間偏左的國家,也就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國家)。他們的稅比較高,為什麼台灣人還喜歡去做加拿大人、美國人、日本人,是因為喜歡繳稅嗎?我們台灣的稅佔GDP最多的時候是百分之20多,現在降到百分之12,是韓國的一半,政府掌握很少的社會資源,有錢人從社會獲得很多資源卻少繳稅,一般民眾隨人顧性命。所以我們是一個極右派的政府,不斷墮落的政府也就是說,,但我們的全民健保是一個中間偏左的制度,這是矛盾的、衝突的,是不能調和的,但是我們居然還能繼續實施健保,這是台灣了不起的地方。想想看,像印尼、菲律賓,他們的稅比台灣低,為什麼菲律賓、印尼人喜歡做中華民國的國民?也就是說,要造捷運,要造一個汙水處理廠,要有好的生活環境,即便你就是王永慶,也沒有辦法自己家裡弄一條捷運,這是要大家一起出錢的,那怎麼樣能讓大家出錢,一個是國民有很高的集體意識(solidarity),我們願意互相幫忙,第二個是政府要廉能,也就是說,我們交的稅,所得到的照顧,不能夠物超所值,也要值回票價,不然誰願意交呢?我交了錢都蓋蚊子館,為什麼要交稅?還有就是稅要公平,當然絕對公平做不到,但最起碼,有錢人要多交一點,沒有錢、鰥寡孤獨廢疾者要少交一點,不是大家都繳一樣的稅。現在政府掌握的資源是非常少,但是因為民粹,而且政府還答應要做很多的事情,卻又不敢提出要增稅。加上現在要選總統了,這幾個候選人一定又是大放厥辭,要提供多少多少的利多,不斷的增加國債,禍留子孫,如果哪一個總統候選人敢宣告,因為我們要提供民眾這些照顧,所以我們要稅改,且稅改不但要改進公平,還要大家多交一點稅,且可允諾不浪費,如果這樣的話,我願替他站台,可是依我看,不會有這樣的候選人。

為了選舉,政府拼命的發行國債,拼命的借錢,以討好選民,所以債留子孫,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,因為我們太民粹了,不過民粹是民主的過程中的一環。一個民主國家,政府能夠抽的稅越多,代表這個民主國家越進步,因為大家可以相信政府,就像大家現在大致上還相信健保,因為你交了錢就可以看到病,醫院提供了服務也還可以拿到錢,所以它變成一個循環。

經濟成長的果實,都被錢賺錢賺走了

        我對拼經濟很有意見,我曾經跟我們國家最高首長講,不要再只講拼經濟了,因為拼經濟是手段不是目的。拼經濟,第一點要問的是,要讓誰賺到錢,第二個,賺到錢做什麼用。如果拼經濟的結果,都是被有錢人賺走了,有意義嗎?如果只是拼經濟,不考慮其他配套,會犧牲到財務分配的公平、會犧牲到環保、會犧牲到生態等。那為什麼這麼擔心財務分配的不均呢?因為財富不均,會減少社會整體財富所帶來的福祉。 是對一家四口一碗泡麵的來說,是很大的財富。同樣的金錢,對貧窮者而言,對金錢的效用遠高於富有者。

有關於財富再分配,我這邊講一個例子(這點我也跟馬總統講過),我說只有打房還不夠,我如果五年前有那個膽子,或者人家知道我家有錢,我去買帝寶,那時候一坪好像不到80萬,現在一坪已經200萬,我睡了5年覺,就賺1億2千萬,因為帝寶沒有少於100坪的,而這些增值的部分只要繳很少的稅,為什麼帝寶可以漲這麼多?其實是大家勞動的成果,而我們過去10幾年,從李登輝總統到現在,所有的勞動所得,沒有增加,甚至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還減少了,那我們過去十幾年的經濟成長到哪去了呢?都是錢賺錢去了。如果哪個總統就說,我要將經濟成長的果實, 2/3給勞動者,或是一半給勞動者,那我就服氣。所謂勞動者,不只是挖泥巴、掃地叫勞動者,只要是呷頭路就叫勞動者,所以教授也是勞動者,校長也是勞動者。今天台灣的問題,就是對錢賺錢、養地這種     所得幾乎抽不到稅的不公平的政策。

健保的目的,是要全民得到均等的醫療照護

    談起全民健保,其保費負擔是不公平的,相同所得的人,因投保的類別不同,負擔比例不同,有的人要負擔百分之30,有人要負擔百分之60。又論口計費是違反社會保險的原則,這是處罰家庭,我們過去做了很多事情在處罰家庭,這是最邪惡的法律。過去若夫妻假裝離婚,繳的稅比較少,結婚的話,交稅比較多,罵了好多年,最近才改的,這是懲罰婚姻及家庭。當然不『懲罰』家庭,相對的單身就要多負擔一點,所以我說要懲罰單身就被罵到臭頭,我還是今天相信,單身的要多負擔一點,為什麼?因為如果你一輩子單身,將來別人要負擔你,假如我們還要持續社會保障制度的話,就需要持續有下一代,撫養子女總比多繳點兒保費要辛苦的多。另外你有父母也是家庭,而單身將來也會有家庭。

為什麼大家這麼支持健保?這是我們以前就醫很不公平,現在有很大的改善,但負擔很不公平,所以要改進,因此有了二代健保的改革,也就是說,我們將來,投保薪資的保費會降一點,有資本利得的,要多扣一點。就醫的公平,雖大幅的提升的,大家還是有點不滿意,但是有時候,我也很驕傲,擔任署長期間,有位台東的立法委員賴坤成,他在立法院質詢我,聽完之後,我首先很不高興,後來覺得這是台灣的驕傲,他說:「我們台東,現在已有急重症專家,能力都已經提升非常多,但麻煩署長,我們台東要有兒童心智科的專科醫師,因為有自閉症的小孩」。我心想說,拜託啊,美國、加拿大很多地方,有個家庭醫師就不錯了,台東這裡連葉克膜都有了,有精神科醫師還不算,還要有兒童心智科醫師。當然我們還有努力的空間,但有這樣的質詢,難道不是台灣的驕傲嗎?

財富分配公平,讓社會福祉的效用極大化

    為什麼要強調財富分配的公平?過去100多年來,全球各國,除了少數國家,多數國家的財富分配是越來越不公平。我們現在全球最有錢的百分之一的人,他擁有全球快到一半的財富,為什麼要那麼在乎財富分配的不公平呢?舉個例子,有十個人,有十部電視機,十部電視機代表社會所有的財富,從經濟學效用的角度來看,如果這十個電視機都給我,我的第一部電視機,讓我得到快樂,可以看Discovery,也可以看大話新聞罵楊志良,我的滿意度假設是100,我的第二部則放臥室,可是我我在臥室的時間比較少,因為大部分的時間都在睡覺,得到的效用絕對少於100,第三部放廚房、第四部放廁所,每部效用遞減,第五部我不要了,因為家裡放不下,所以每增加一部,我的效用減少了。同樣的50塊錢,我在柳營奇美當過執行長,就發現50塊錢對有些人來講,是很大的錢,便宜的泡麵可以買兩碗到三碗。但是對郭首富而言呢,50塊錢掉到地上,他恐怕不會去撿。就是同樣的錢,對每一個人來講,他的效用是不一樣,也就是真正的價值認定是不一樣的。所以如果十部電視機,代表社會的資產,我就分給十個人,這些財產,他的效用得到極大化,如果集中給少數人呢,我們這個社會的資產,他的效用,他所帶來的社會福祉就少了。所以為什麼那麼多國家都很擔心,財富分配的不均,對整個社會來講,是一個福祉的損失。我們財富的不均,可怕的程度,富有者,朱門酒肉臭,困難的人,三餐不繼。也許人家說,我是左派,那我承認我是左派,但是我不是共產黨,除了健康及國民教育以外,要享受好的衣食住行,仍要自己努力,多勞多得。我是中間偏左,但我再怎麼左,也沒有瑞典那麼左,瑞典他是一個民主的國家,基本上也是資本主義國家,所以呢,我們將來到底,是不是要強調有一點社會正義,這個是我們要面臨的很重要的問題。

我的公部門經驗

    再來談談我進政府單位服務的經驗,講政府的事情,不太好意思,我還是要講一下。首先是劉院長,當時他找我去,就說:「你要來做署長」,我說:「能力比我好的人很多,我家裡有很多的困難,」,他說:「還是要你做」,我說:「你總有第二人選吧」?他說:「沒有,就你了」。做一個公衛人,很難說不。我就提出想做的事,說「健保現在財務不穩,當然減少浪費要做,但是眼前虧空六百億,因此要做費率的調整,否則大家就會對健保失去信心,而健保除了民眾健康,對台灣社會的安定及安全有很大的貢獻」,他毫無考慮一口答應。我又說:「二代健保改革已經拖了很久了,這是一百多個學者的共識,所以我要推二代健保修法」,他也沒有考慮,馬上同意,我很難再推辭了,我就想到一個比較賊的辦法,因為人家說,國民黨很黑嘛,我就說:「請示一下院長,對我們署的高層人士,有什麼指示」,因為正好署裡有幾個職缺空出來,包括健保局總經理、局長、副署長等。我就想說,他一開口,就好辦,我就可以站起來,謝謝院長召見,我就可以走出去了。他說:「完全沒有」,後來果真沒有,就是如此,後來因著健保調費率或者是修法案,與高層長官有一些不同的意見,他們不能怪我,因為是他們原先就答應的。

我任內,從總統開始,一直到行政院院長、秘書長等,從來沒有交代過人事案,而且呢,我還很白目,我每一次就簽一個人,第二天、第三天呢,上面就批下來了,隔了幾次以後,我的幕僚就跟我講,你好大的狗膽,你膽大妄為,以前啊,都要寫三個名字,要去面報,讓長官圈選一個,你只簽了一個人,是強迫院長要同意,那萬一他不同意,你是不是應該要辭職啊,我說:「唉呦,這個事情很大條」,所以後來就學會了,堅持要去跟吳院長面報,但是呢,每一次吳院長拿著當事人的履歷,他大概看30秒,就說:「喔,這個人是不錯啊」,他就批了,充份的授權,因此我也就更小心人選,我現在離開了,公道話也是要講一句吧!長官不只沒交待人事案,也沒有交代過採購案。

我退休又再進政府服務,不能講是廢物利用,可算是資源回收吧

    在吳院長剛上台的立法院總質詢,我一邊坐的是勞委會主委王如玄,另外一邊是環保署署長沈世宏,有一次我們正好沒有被問到,當時就拿了報紙一看,就看到一個社論,寫著,吳院長組閣,好多優秀人才,都不願意進政府單位,意思就是說,我們進來的都是二軍啊,我看完以後,我就跟他們兩位講,一個左邊,一個右邊,我們三個是不是應該站起來走出去,因為我們自以為是人材。我對自己說,退休又再進政府,總不能講是廢物利用,這對不起國家,對不起中華民國台灣,資源回收總可以吧!我現在要講的是,如果大家嫌我們政府做的不好,我們的政務官都很差,為什麼很差呢?因為立法委員很差,為什麼立法委員很差呢?因為選民很差,所以如果你嫌,問自己就好了,自己拿棍子打自己屁股。

不受尊重的政務官:哪一個政務官在想三年、五年以後的事情,能想三個月以後的事情就不錯了

    我們有哪些怪現象?雖然有少數很認真問政的立委,但是有些立委對於公共政策,鮮少過問及發言,多數民眾也少聽過他的名字。質詢時,也不知道在講什麼,還有的甚至也不質詢,也不來開會,但是他選舉,一定當選,有時就算全國有知名度的人去跟他競選,也未必選得上,為什麼?因為他的選區,有人老爸老媽過世了,他就去跪,婚喪喜慶,勤於跑攤,選民兒子吸毒被警察抓去,他都去關說,非常的勤勞與選民服務,他做的跟縣議員差不多,跟鄉鎮代表差不多,那他一定可以當選。我這樣講,可能得罪了某些地區的人,但事實是如此。政務官不好,所以國家施政不好,怪誰?怪自己,因為我們是民主國家,所以任何人,去批評政務官的時候,就去批評立委,還有批評你自己,選這什麼立委出來,這是我的感受。

現在誰願意做政務官?錢少事多責任重本該承受,但不可忍受的是在立委及媒體前沒有尊嚴。我看不到我們的產業界,有人願意做政務官,不信你去請郭首富進政府單位服務(也許我這樣講,可能就刺激他進政府單位服務做事)。學術界現在有人願意進政府做事嗎?事務官願意改任政務官嗎?沒有,因為政務官變成臨時工了。我們鐘擺擺的很厲害,台灣就是這樣,無厘頭,原來政務官退休是好的不得了,現在政務官退休,連年資都沒有。以我自己為例,我曾經在政府單位服務並退休,一年多前我任政務官,結果離職後,任職期間的年資都不算,什麼都沒有,這也太過了吧?我不是爭取我的福利,不差那一點錢,人家都說我家裡有錢,但想想看,一個國家這樣對待政務官,哪有人願意做政務官。有時我們幾個政務官坐在一起時,哪一個政務官,在想三年、五年以後的事情?在尹仲容的時候,在李國鼎的時候,還有在俞國華的時候,雖然很多人都不喜歡他,但都是在想五年、十年以後的事情,現在如果想三個月以後的事情就不錯了,對不對?只有馬總統也許可以想三、四年以後的事,因為他也許可以連任,這樣的台灣有什麼希望呢?台灣衛生署長的薪水,是新加坡衛生部長的1/20,我跟他見過面聊過,他只管600萬人,我管2300萬,他去年登革熱數將近6000人,我的登革熱只有1500、600人,我們附近的國家,是用幾萬、幾十萬算的,我可能自我感覺良好,但是監察院糾正我,說登革熱沒有做好,你說我服氣嗎?我沒有關係,我們防疫人員服氣嗎?南部的地方首長服氣嗎?我們的國家就這樣,早上有一個媒體製造新聞,然後我們的立委們就質詢,我們的監察委員就找我們去,曾有媒體登了美國禁豬血糕,我們就要去被問豬血糕,然後再去監察院,好好的被修理一番,然後就說是是是,改進改進,我們要更加努力,然後回來,心裡實在不平。豬血糕根本就是誤會一場。你到德國去,豬血腸是一個很平常的一個食物,也很有營養。報紙寫什麼,立法委員就質詢什麼,那晚上的媒體call-in就討論這些東西,然後我們國家的政策就這樣決定了,官員們都在回應這些事情,誰在想台灣未來要怎麼辦?

給總統候選人考試:國家的願景是什麼?國家的目標是什麼?

        我再回到前面談的,我們現在只有拼經濟,那國家的願景是什麼?國家的目標是什麼?拼經濟是手段,巴豆夭夭就沒有辦法過幸福快樂的日子,但是所有的發展要達到什麼?至少是健康快樂吧,我們過去那幾位總統,我真的不知道他們的發展目標什麼,這個一直困擾我。

我自己覺得我的努力還不夠,但我最起碼離開政府的時候,我沒有什麼重大的羞愧,因為最起碼,我們的健保,我有一點點的、小小的功勞,當然有功勞的人很多。健保提供的幫助,大家都可以感受到,以前許多因病而貧、因貧而不能就醫的事例,不勝枚舉。就是家裡有人生重病,家人不捨,所以要賣牛、賣田、賣房子、最後是賣人,賣人可以批發,可以零售,我不應該再多講什麼叫批發零售。所以呢,最起碼健保改變了台灣的言情小說跟連續劇的劇情,我們不再有說,這個媽媽生重病,所以這個女兒很乖巧,雖然已有位青梅竹馬,論及婚嫁的英俊窮男友,那媽媽生重病了,女兒很孝順,只好嫁給隔壁的楊員外,又老又醜又矮,楊員外可能就是楊志良。這一點,我們是滿驕傲的,美國家庭破產的最大原因,就是家裡有人生重病,沒有健保。中國大陸之前的研究,也是一樣。健保有很多的缺點,還要改進,但是去年調漲了保費後,居然滿意度又提升了,我離開之前,同仁給我的民調報告,每一次都用一樣的題目,快十六、七年沒有變過,滿意度不是18趴,也不是81趴,是88趴,我說一定有誤,再換一家民調公司,再做一次,結果還是一樣。經由調漲費率的過程,大家反而可以體認到,這個制度的優點。

大學生你拿了社會的資源,有沒有服務社會

我再講一個故事,現在批評大學生,變成一個時尚,我也不能免俗。有一年,我教牙醫系的生物統計學,學期結束,教完了以後,同學們就給我鼓掌,這個是給我一個榮譽,因為自己學院(那時候是醫學院,還沒有公共衛生學院)的老師,通常學期結束沒有鼓掌,應該的嘛,老師就該好好教。因為前一個老師講的他們都聽不懂,所以他們給我鼓掌,我就說:「聽嘸啦、聽不見,沒聽到」!他們就"噓~~~",開汽水,說你這個傢伙不識抬舉,我們給你一個榮譽,你還嫌我們鼓掌不夠大聲。我就說:「你們知道不知道,在台灣服務的牙醫師,台大牙醫系畢業的同學有幾位?」他們說不知道,那時候我做醫事人力研究,我說:「不是7000個,不是700個,是7個,這7個台大畢業的牙醫師,通通把他們丟到太平洋去,丟到台灣海峽去,對我們台灣民眾的口腔健康,幾乎沒有影響」,我說:「我做一個老師,如果我有一點良心的話,我應該辭掉台大教職,到中山醫專(後來變中山醫學大學),他們的牙醫系,學生很多,老師很少,我應該去教他們,因為他們真正在服務社會」。我那個年代,政府推動十大建設的時候,趙耀東也曾經評過台大,說那時候最好的工程師,是成大跟台北工專(現在台北科技大學)的畢業生,幾乎沒有找到台大畢業的學生,可是台大呢,是得到社會寵愛,得到社會資源,不管是政府的預算,還是民間的捐款最多的學校,我們以前台大醫學系,曾經100個畢業生,是80個去援助美國,那時候美國有一個美國醫藥援華會,他捐了一些錢,蓋了醫學圖書館,但我們捐了好幾倍的錢回去給他,因為美國用了台灣最好的人,他們拿到家裡最多支持跟國家的資源,然後去幫助美國,現在門諾的院長、和信的院長,前任彰基的院長,都是。留在台灣的只有幾位,像陳維昭校長,留下來就可以當校長。我自己告訴我自己,像我這樣的人,如果今天才留學回台灣的話,不要講台灣大學,亞洲大學都不要我。我自己覺得我做對的一件事,就是我在美國畢業的時候,很多的同學說,你留下來,那個時候我最後幾個月的獎學金,是一個月800塊美金,我回台大當講師,是4000塊台幣,那時候是1:40,所以只有100塊美金。因此我的前輩,雖有人回來,但回來以後又走了,我是第一個拿到博士學位,又願意長期留在台灣,所以我的機會比人家好。我雖然常常罵人,我也要檢討我自己,為什麼?天下有幾個學者,有這個機會,可以替國家規劃全民健保,而且後來又變成法律,之後也大致照這個規劃去執行,後來還有機會,去搞個二代健保改革,大戰立委諸公。這真是非常的幸運。

我覺得我們台灣,大家要有一點點社會正義的感受。過去台灣的社會流動,非常好,只要努力,大家都可以有好的發展。現在不一樣了,現在只有好的家庭出身的,才能夠有好的機會,這是不符合社會正義的,也就是說讓有才華的人,反而沒有機會,我看到一個報告就是說,我們台大的學生,絕大部分住在台北市,據說是超過一半,六成,ㄧ般來說家庭比較富裕,我亞洲大學的學生,平均來說,是社會比較弱勢的,但是他們要繳比較高的學費,他們繳稅並沒有繳的比較少啊,所以上次我看到報紙,李校長說:「台大的學生,應該要繳合乎成本的學費,而一部分政府也補助了,然後對於真正困難的同學,要給予全額的獎學金」,我百分之百的支持,他是對的,但是他好像被同學嗆,如果是同學嗆的話,我以身為台大畢業及台大的教授,感到羞愧。也許你們都不贊成校長要調學費,我是非常的支持,這個調了學費,對我沒有關係,雖我還在台大兼課,台大兼課是從來一毛錢也不給我,因為台大很大,認為來這邊教書是給教師榮譽,所以呢,通常是不給錢的。

要談反核的人,是否有隨手關燈,是否有節能減碳

    我現在要講「反核」這個議題,我對核能沒有什麼特別的意見,先從十多年前,我離開台大的時候談起,我認為台大公衛學院的教授,沒有資格反核。為什麼,台大公衛學院,那時候有一棟三層樓的房子,就是現在公衛學院的旁邊,那時有三個研究所在那裡,一樓有一個大教室,每一次下完課的時候,都是便當盒,飲料杯丟滿地,髒的一塌糊塗,一樓、二樓都很髒,只有三樓的廁所最乾淨,因為那是醫管所,我要我的老師跟同學,一定要自己掃廁所,那時不是沒有工友,但我們在外面要做禮數,在裡面要做抹布。結果他們一二樓都跑到我們三樓來上廁所,我們同學在嘀咕,我們所有老師都要輪流掃廁所,只有一個老師不掃,我不要講他是誰,不好意思,我是所長,沒有辦法感動他,最糟糕的是什麼?好幾次,那個大教室,可以坐幾十個人,禮拜五下課以後,一直到禮拜一,我到校的時候,那個冷氣都沒人關,老師沒有自己關冷氣也沒辦法教導學生去關冷氣,自己的垃圾都不能收,而且還是公共衛生學院,憑什麼反核,我認為他們沒有資格反核,他們也不敢罵我,因為我講的是事實。後來我到亞洲大學去,要我擔任副校長,我們的同學也是一樣,每個教授下課的時候,也不關燈,也不關冷氣,地上簡直像是戰後一樣,我真的看不下去。有一天,我邀蔡校長、總務長一起,也把照相機拿來,一個一個教室去,我說這樣的大學生,台灣投降算了。所以,我們要在生活中學習,一定要讓學生做,尤其在家裡很多孩子也不疊被、從來也不洗碗,在學校就是要反核!如果連前面所說的都做不到,憑什麼反核?所以這些反核的人,我們都要看他們,有沒有隨手關燈,有沒有節能減碳,這個道理非常簡單。

台灣反對陸生來台,真是莫名其妙:美國所以強盛,是吸引全球人材,吸()

他們的腦

    我到美國念書的時候,他們給我四年全額的獎學金,那時候我想說,美國為什麼給我獎學金?四年下來將近快五、六萬美金,那時候五、六萬美金,可以在台北市士林的公寓買四、五層,不得了。那時候我在想,如果不要留學,獎學金我跟他一人分一半,他拿一半回扣,還滿不錯的。因為那時我認為,一輩子賺不到四、五萬美金,當時我也認為,一輩子不可能有汽車,所以我在美國買了一輛二手車,我離開的時候,就特別把那個車牌拿下來,把它放到家裡的櫥子,最醒目的地方,昭告各親友,我曾經擁有汽車。台灣那時候,雖然窮經濟成長非常的快,非常的好。回到台灣,有這麼好的機會,回來服務社會,我也在柳營奇美做過執行長,對這個鄉下地方的人,可以提供很好的就醫環境。美國在台協會,曾經也有一位處長來參觀,說美國的鄉下都看不到這麼好,這麼漂亮的醫院,提供這麼好的服務,因為附近都是稻田,我覺得自己,盡了一點心力。這就是為什麼美國要花這個錢栽培我?美國很多人沒有念大學,美國為什麼給我這個錢?美國為什麼強盛?因為美國吸收全世界最頂尖的學生,有能力的人,只要你遵守他的法律,不殺人、不放火,你要講什麼、做什麼,都可以,美國之所以偉大,是能夠吸引人材,美國希望全世界的人都去那邊念書,有錢的,他要你自己交學費,沒有錢的,窮國家,他洗你的腦。我們的政府部門裡面,總統、以前的副總統,歷任行政院長,不知道有多少位部長,全部都是被美國培養出來的,包括我自己。我是公共衛生的,不敢講教育,但對於台灣反對陸生來台,真是莫名其妙,說會搶我們台灣學生的教育機會,我們反對大陸人材來,來就是搶掉我們的職位,結果呢,我們的人材都輸出全世界,然後我們進來都是菲傭、越傭、印傭,所以台灣怎麼會有希望呢?我們的意識型態就這樣,怕競爭,怕人家會怎麼樣,而且我們還很怕跟人家交往(engagement),全世界從來沒有一個民主國家,跟共產國家交往以後,國家垮了,歷史證明非常清楚,所有的民主國家跟極權國家交往以後,垮的一定是極權國家,東德有多少人跑到西德去?裡面沒有匪諜嗎?多的是,西德一樣,把雙手張開,南北韓間,只有集權的北韓不敢跟南韓全面交往。反觀我們,中國大陸的人來了,就是要顛覆台灣,我們投資大陸,就是要把資源都給老共了,他們來投資,就是要經濟統戰,如果這樣以為的話,那我們乾脆投降算了。這個事情我曾跟一個民進黨非常著名的立委提起,我跟他講,這樣是投降主義,他跟我講:「早就該被統一了」,原來他比我還悲觀!我曾到新疆去,我非常喜歡王若賓的歌,像是"在那遙遠的地方"、"達坂城的姑娘"、"康定情歌"、"青春舞曲",他這個人也很可憐,被國民黨關,也被共產黨關了16 年,他到過台灣,現已過世,爲此,我還特別到達坂城去(結果非常失望)。我平常體力不好,不參加第二攤,那時大陸醫界常常請我去演講,談健保、講醫院管理等。他們說要第二攤,我就非常興奮,想著維吾爾族的姑娘唱新疆民謠,多美妙啊!我一去,維吾爾族的姑娘的五官非常的深遂,非常美,第一首歌唱的是"酒後的心聲",第二首"愛拼才會贏",第三首哇嗯災影,我就回飯店去了,你說我們與中國大陸的交往(engagement),這個交往,影響之深遠,可想而知。所以,我覺得許信良,大膽西進是對的,但你怕什麼呢?我們如果怕,就投降算了,我這些話,我當署長的時候,都不敢講,我今天膽子很大,專門挑這種非常刺耳的話來講。

人溺己溺、人飢己飢:利他?利己?

有時候在公車上,我只讓個位子給人家坐,就覺得很愉快,偶爾幫助人家一個小忙,就覺得很舒服。後來我想通了,想到孔老夫子:「人溺己溺、人飢己飢」,這個話好像是利他的,幫助別人的。別人的小孩子掉到井裡面去,就像你的小孩子掉到井裡面去一樣,人家肚子餓就像你肚子餓一樣,利他的。可是回頭再想,不對,是利己的,是幫助自己的,為什麼?這等同我的小孩子掉到井裡面去,就像你的小孩子掉到井裡面去,你要去救,我肚子餓沒飯吃,就像你肚子餓一樣,所以你的飯要分給我吃。所以呢,我們說,幫助別人,會讓你快樂,而且長壽,這是可以驗證的,有很多的研究,說幫助別人就是幫助你自己。想想看,你的我是多大,有的我,就是他自己一個,一個個體,所以連兄弟姊妹夫妻,都可以一刀下去。歷史上,這些皇室在爭權奪利的時候,就是這樣。但是我們也看到做媽媽非常的偉大,他為了他的小孩,他可以犧牲生命,他就是要讓他的下一代可以活下去。所以有的我啊,是他的家庭,有人的我,是他的家族。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,Dr. Ronald Freedman,他幫了台灣設立人口統計制度,對台灣人口研究給了很多的幫忙,他們夫妻兩個教授的收入,其中一個人的薪水是要捐到以色列。所以不少猶太人是把整個猶太人當做我,修女Teresa,他把所有的人類(human being)都當做我。佛家,他把所有的生物都當做我,我到底有多大?這是我自己常常在問我自己的。研究發現,幫助別人後測量腦波有所變化,腦內啡叫做endorphin分泌增加,可以變的很快樂,也對免疫系統有所助益。我的範圍比較大,這個族群就比較能夠延續,如果每一個都自私自利,這個族群就垮了,很快就自然淘汰了。現在有很多研究,包括核磁共振造影(MRI)發現,當你幫助別人時,腦內的變化顯現自己能得到快樂,自己會得到快樂,所以捐錢給弱勢者,不只是為了對方,也是為了自己。若實際需要很少,確想要很多,就會變得很痛苦。

所以陳光標先生,他的很多事情,我們不一定贊成,但他講一句話,我覺得滿好的,他說:「往生的時候,還剩很多錢,是個罪惡」。我們人類是所有生物裡面,最能夠合作的,分工最細的,我身上所有的東西,沒有一件事是我做的,我只是教公共衛生,可是我享受了一個非常好的生活,這來自我們分工跟合作,我們成一個團隊。

也有社會心理學的研究,如果你跟你周遭的人都是差不多一樣的時候,比方說,財富都差不多,而且你正好比較多一點點,你如果去做官,最好是,你附近的朋友,他都是那樣的官,你會覺很輕鬆、自在、很快樂,如果別人比你好很多,你會覺得不舒服,別人都很不如你,你也不會更快樂。

我也佩服聖嚴法師,我在推動器官捐贈的時候,他講一句話,非常好,他說:「我們的身體,我們沒有擁有權,因為遲早都要回歸塵土,只有使用權」,你使用的時候,好好使用,萬一你不用的時候,為什麼不讓別人用。

今天,我就只有舉我自己的這幾個經驗,我願意讓大家來指教,有哪些事情,感覺我講錯了,挑動了大家很不平的神經,那就教大家了,謝謝。

註:本文摘自100年4月27日晚間7:00~9:00,於台大法律學院霖澤館國際會議廳之演講,主持人李嗣涔校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