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大醫學系公衛第一人—吳新英教授

楊志良

2017.01.27

 

 

一向以來，醫師主要任務是臨床，矢志從事公共衛生者，本來就不多，而台大醫學系畢業即終生從事公共衛生者，更是寥寥可數。我的恩師吳新英教授，就是第一位進入台大醫學系又終生從事公衛者 (但吳教授曾因肺結核休學，第一位畢業從事公共衛生者是林家青教授)。

公共衛生與臨床醫學，在照顧民眾健康的原理上都是要發現問題、詳加診斷、開出處方、進行治療。只是臨床基本上是一對一，公共衛生的對象是群體、社區，甚至整個國家。例如烏腳病臨床之父王金河醫師，常免費醫治及關懷布袋、學甲、北門一帶的烏腳病患，令人衷心感佩，但患者仍難逃截肢的命運。而陳拱北、吳新英教授等人從事流行病學研究，發現當地人因淺井含鹽，所以汲取2、3百米深的地河井水引用，而地河井水含有機砷(診斷)，長期飲用造成罹患烏腳病，因此建議政府普遍提供居民自來水(治療)，烏腳病便不再流行。所謂上醫醫國，就是這個道理。

公衛與臨床另外一項區別是，臨床的效果具震撼性，公衛成效則隱而不彰。瀕臨死亡或痛苦的病患，醫到病除，必然非常感激醫師，公衛的效果只呈現在統計上，普遍施打疫苗消除了不知多少傳染病及減少了多少死亡，但是誰被救了不得而知，搞不好還有人因為注射疫苗不當或極少的副作用，反而怪罪公共衛生措施。臨床對象是有臉孔的，公衛只是冷冰冰的數字，所以臨床醫師與公共衛生醫師，不只是收入上的差別，心靈上的滿足也遠遠不同。就如同很多學生感激好老師一輩子，但很少人記得感謝校長，雖然校長對辦學好壞的影響力遠勝於個別教師。因此吳新英教授等前輩，放棄臨床在收入及病患感激上的滿足，造福群體，更令人敬佩。

 

吳教授，1921年生於台南學甲頭港村，1950年臺大醫科畢業，隨即進入公共衛生學院前身——熱帶醫學研究所擔任助教。吳教授人生的最大挫折是：1959年與陳拱北教授一同從事烏腳病調查，北返時在新竹附近翻車導致脊髓損傷，經醫治後雖保住性命，但留下半身麻痺、手腳不便的後遺症。我1969考入台大公衛所碩士班時，見到的吳老師就是如此。他因身體不便，在教學及行政之餘，收的研究生不多，我是公認的「大弟子」。

老師溫文儒雅，從不疾言厲色。我碩士畢業該年，臺大成立臺灣第一個公共衛生學系(以前只有碩士班而無大學部)，吳教授擔任第一屆系主任兼所、科主任，在數位競爭者中留我為助教。當年留任助教，除非自己不努力，否則基本上就是學校想長期栽培的對象。我在擔任助教二年及講師一年後，又在吳教授及陳拱北教授的協助下，獲美國紐約人口局獎學金，赴密西根大學研修公共衛生哲學博士，前後獲得4年全額獎學金。當年連上大學者都十不得其一，且我家境困難，至大學畢業才買得起自行車，這個機會真可說是極其難得。

 

1979年回臺後，由陳拱北教授倡議，與王金茂署長、臺大楊思標院長共同研議的澳底保健站計劃，因陳拱北教授去逝，一時無人主持。其他年輕教師多不願每週自行駕車前往貢寮澳底，而吳教授與陳拱北教授有「烏腳病的革命情感」，自然成為「接班人」，並擔任陳拱北預防醫學基金會的秘書長(魏火曜先生為董事長)。他手腳不便，因此在吳老師一聲令下，由我接下此項工作，帶領公衛系的同學前往澳底挨家挨戶從事就醫行為調查。結果發現，僅只5千人的漁村，每人每年就醫4次，不計機會成本，光直接醫療費用就可維持至少一名醫師、兩名護理人員的診所，欠缺的是如何建立機制，將人及財留在當地。

我們依據調查結果分析，在當時省公共衛生研究所的《公共衛生》雜誌發表了數篇文章，認為以鄉為中心，辦理自給自足的醫療院所是可行的。此構想在魏火曜董事長的推薦下，由新任的許子秋署長採用，成為群體醫療中心計劃。第一期試辦12所，由我主持評估其效益，因一開始就相當成功，不待第一期試辨完全結束就推廣至全國，一舉解除無醫鄉的困境。

公衛系第二任主任林家青教授任滿，醫學院又再請吳教授擔任系所科主任，我成為當然「特助」，襄助系所工作，老師幾乎每日召見。而當時林家青教授有意遷往美國，但覺得他的醫學電腦才能將無人接續，殊為可惜，就向吳主任請求借我為「學徒」。吳老師慨允，這在當年教授間仍有「門戶之見」的情況下，實屬難得。我因此在短期內學得數種程式語言，編寫程式對邏輯思考有很大的助益，且當時電腦資源非常稀少，醫學校區只能與法學院商學系合用。其後臺大公衛購買了王安電腦，整個醫學校區的資料統計分析多委託公衛所辦理，不但大大提高公衛在醫學院的地位，也對公衛系所的經費大有助益。我在江東亮及吳肖琪(現陽明大學衛福所教授)的協助下，發展了一套Angel統計分析軟體，適合當年開始普及的PC使用，後又發展為衛生所及省立醫院公、勞、農保申報費用批示作業軟體。也因此歷練，受當年陳維昭校長、戴東源院長盛邀，擔任了臺大醫院資訊室主任3年半。

擔任吳教授「特助」期間，某日衛生署石曜堂技監邀我午餐，餐後要我一同往見許子秋署長，說要推薦我擔任保健處副處長(葉金川時任醫政處副處長、黃文鴻任藥政處副處長，逐步將衛生署局處長年輕化)。我當即回覆，在報告吳老師之前，不便前去見許署長。待報告吳老師時，他只淡淡的說：「不用去吧!」而沒有任何說明，我心想必是他因身體不便，仍需我協助之故。後來又因張博雅教授打算參選嘉義市長，邀我接任高醫公衛科主任，向吳老師報告，結果相同。第三次外界邀請，我就直接謝絕，不再報告了。

對師命如此遵從其實另有原因。當年有位老師教我衛生傳播及衛生教育，他說他是醫學院的三等老師，一等是日本或台大醫科畢任臨床工作；二等是醫科畢業任公衛教師；而他臺大農推系畢業留美，是三等教師，所以升遷困難。我聞言心想，那自己不就是「等外」了？但我又受到吳老師及陳拱北教授的提攜，甚至林家青教授的特別教導，實在不易，因此特別心存感激，凡事認命不計較。卻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，在吳老師第二任系所科主任任期屆滿時，竟在有多位前輩之下，要我接任。

現在很多人對擔任系所行政主管避之唯恐不及，但當年仍然是有權又有名。而我既不是醫科，也不是台大大學部畢業，打破臺大公衛多年的系所科主任傳統。因此有同事說我是臺大醫學院的樣板，用來反駁外界所謂「純種說」。

吳教授雖然行動不便，卻一輩子奉獻給臺公共衛生。除了上述參與烏腳病防治研究以及擔任第一屆公衛系主任外，讓我再說三個故事。1972年，魏火曜教授擔任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，邀請他兼任執行秘書，另有許子秋、蔡作雍(國防醫學院院長)、許世鉅及陳拱北教授等委員若干人。鑑於當時社會日益重視醫藥衛生，醫學教育委員會大幅改革醫學教育，如廢除高職藥劑科，藥學一律為五專及大學，以及廢除5年制醫專，醫科一律改為大學教育，並更在陳拱北教授的倡議下，由吳教授主持臺灣醫事人力調查及規劃，而我則擔任研究助理，帶領數十位臨時人員，將衛生署醫事處所有領照的醫事人員，包括醫、牙、藥、中醫、護士、護理師、助產士等，加以抄入在卡片上，總數多達數十萬張。每人以姓名的王雲五四角號碼合併出生年月日，得出一組編碼，整理清查該人的證照(一人多項證照，或同一證照多次領取)、死亡、出國、目前執業情況等，再鍵入電腦處理、分析。最後依調查的結果，分別以醫、牙、藥、護在《臺灣醫誌》等發表論文數篇，並對未來醫事人力進行推估及提出建議，因而有陽明醫學院的設立，這對後來全民健保的實施，在衛生人力方面奠定了基礎。

再者，吳教授接受哈佛大學委託，調查婦女主觀認知嬰兒存活率(如每百名嬰兒有多少可存活至成人)與期望生育數的關係。吳教授要我擔任訪視員，挨家挨戶訪問。當時民風純樸，調查相當順利，也對民間生活及如何從事研究調查學習良多。研究的結果明確顯示，認為子女存活率高者，期望生育數較少，這個結果普遍為世界各國學界所認同。所以若要推行家庭計劃以控制人口爆炸，推行公共衛生、減少嬰幼兒死亡率，是最有效的方法。

吳教授最後的貢獻是，辦理全國公共衛生人員研修中心。臺大公衛所在光復初期曾舉辦多期公共衛生人員研修，以提升基層衛生人力的素質。然而自1980年代開始，社會劇烈變遷，原有的衛生所、衛生局功能萎縮，導致當年李登輝省主席曾言「衛生所不要也罷」；更因為經濟快速發展，臺灣各鄉、鎮、市、區從普遍為農村社會轉變為各地區異質性大幅增加，農村、工業、商業、文教等不同地區，其人口結構、經濟活動、健康需求有很大的歧異性，原衛生政策、組織編制與衛生人力，已不符時代需求。

由於吳教授是公衛界資深前輩，廣泛受到各界尊從，因此我在擔任公衛系所主任時，特恭請他主持由衛生署委託辦理全國公共衛生人員研修中心，邀集全國各類公衛專家，辦理各級公共衛生人員研習營。研修中心於1987年開辦，1995年由衛生署收回自行辦理，當時吳教授已高齡74歲；8年之間共計辦理包括基礎班、專修班、專題班以及主管人員行政管理班等108班，參加學員高達5,302人次。有效提高我國公共衛生人員素質及凝聚共識，各項防疫、保健、醫療改革得以順利進行，也因此全民健保在1995年開辦之初，得以有條不紊，順利實施，希望吳教授及同仁的辛勞，不會被我們社會所遺忘。

我從成為吳老師的研究生，一路參加吳老師的哈佛人口研究計劃任訪視員、擔任衛生人力調查助理、助教，獲得留美獎學金，參與澳底保健站及群體醫療計畫，擔任老師特助，襄理系所務；期間老師同意我跟隨林家青教授學習電腦資訊處理，又因吳老師與陳拱北教授的「革命情感」，我也特別受到陳拱北教授的關注，甚至破例拔擢擔任台大公衛系主任，受老師的教誨及關愛無以復加。往事如煙，現在已過不踰矩之年，謹以此短文感懷浩瀚師恩。

<刊於臺大校友111期-楊志良之記述吳新英教授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