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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個問了三十年的問題

一個問了三十年的問題

楊志良教授

2018.12.01

    自從1988年,受命參與全民健保第一期規劃,三十年來我在公開講話中只要有機會,就會問聽眾一個問題:「勞保費率應該高一點好,還是低一點好?」不管台下坐的是大學生、碩博士生,還是一般社會大眾,幾乎都會立即回答:「低一點好。」

在直觀感性上,低一些,繳的錢就少一點,當然好;但若深度理性思考,答案則完全相反。以最大宗的第一類被保險人(受雇者)而言,早些年勞保費的分攤比例,投保單位(雇主)繳7成,被保險人3成;目前是投保單位7成、被保險人2成、政府1成。根據「勞保條例」,全部的勞保費收入只有一項用途,就是勞保給付(勞保局的一切行政費用全由政府另外編列預算),因此勞保費率越高,勞保費收入越高,勞工未來獲得的給付就越高。而且其中只有2成是自己付的,對勞工而言大大有利。

    換句話說,壓低費率吃虧的是勞工,一方面,未來領的給付變少;二方面,在2000年前,執政黨的勞工「利委」一直壓低費率的努力下,勞保費率已經低於精算費率,造成入不敷出,勞保潛在的債務達近18兆,比軍公教不知多了多少倍。未來勞保只有二條路,一是破產,二是勞工繳的多,領的晚、又領的少。而最高興的獲益者,當然是資本家,因為他們逃脫了社會責任,可以合法的省下大量成本,而把債務留給社會,特別是龐大的勞工受薪階級。

從口袋少掏錢,是感性的、一時的,但經過引導,學生或聽眾理性思辨之後,結論就完全相反了。

   台灣嚴重缺少理性思辨的教育,因此絕大多數民眾只在意當下及小確幸,完全忽略可長久的國家發展。例如老人免交健保費、公車免費、捷運半價、高速公路每日20公里及東西向免費等等,全是民粹產物,不可長久及不公不義。台灣再六、七年就是超高齡社會,多個縣市老人免健保費,用錢的人多、付錢的人少,如何撐得下去?且會排擠其他支出,如教育、支助家庭養兒及長照、經濟建設等;公車老人免費,那全票要漲多少錢才能不倒?高鐵、台鐵呢?高速公路20公里免費,那就是由長途運輸補貼短程;東西向免費,就有利在農地蓋豪華農舍的有錢人(東西向的鄉鎮普遍較窮,應直接給予較多建設,而不是免高速公路費)。

    日本人口老化程度比台灣更嚴重,哪有老人搭車免費或高鐵半價等等這些小確幸?西歐、北歐也少有,他們照顧老人的方法,就是好好把退休及年金制度辦好。話雖這麼說,但在台灣哪個政黨或政治人物膽敢改變這些小確幸?不加碼就不錯了。用來騙選票的小確幸耗掉大部分的社會資源,台灣就繼續不婚、不育、不養、不活、世代不公,年輕人沒有前景的沉淪下去。

無近憂必有遠慮,只活在當下,必定沒有未來。如何導引國人理性思考,從感性的民粹進化到理性的民主,是不管哪一黨執政的最大挑戰。

 

<刊於2018.12.10聯合報A13-「一個問了三十年的問題」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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