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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文章) 台大醫學系公衛第一人—吳新英教授

台大醫學系公衛第一人—吳新英教授

楊志良

2017.01.27

 

 

一向以來,醫師主要任務是臨床,矢志從事公共衛生者,本來就不多,而台大醫學系畢業即終生從事公共衛生者,更是寥寥可數。我的恩師吳新英教授,就是第一位進入台大醫學系又終生從事公衛者 (但吳教授曾因肺結核休學,第一位畢業從事公共衛生者是林家青教授)。

悲智的公衛人生

公共衛生與臨床醫學,在照顧民眾健康的原理上都是要發現問題、詳加診斷、開出處方、進行治療。只是臨床基本上是一對一,公共衛生的對象是群體、社區,甚至整個國家。例如烏腳病臨床之父王金河醫師,常免費醫治及關懷布袋、學甲、北門一帶的烏腳病患,令人衷心感佩,但患者仍難逃截肢的命運。而陳拱北、吳新英教授等人從事流行病學研究,發現當地人因淺井含鹽,所以汲取2、3百米深的地河井水引用,而地河井水含有機砷(診斷),長期飲用造成罹患烏腳病,因此建議政府普遍提供居民自來水(治療),烏腳病便不再流行。所謂上醫醫國,就是這個道理。

公衛與臨床另外一項區別是,臨床的效果具震撼性,公衛成效則隱而不彰。瀕臨死亡或痛苦的病患,醫到病除,必然非常感激醫師,公衛的效果只呈現在統計上,普遍施打疫苗消除了不知多少傳染病及減少了多少死亡,但是誰被救了不得而知,搞不好還有人因為注射疫苗不當或極少的副作用,反而怪罪公共衛生措施。臨床對象是有臉孔的,公衛只是冷冰冰的數字,所以臨床醫師與公共衛生醫師,不只是收入上的差別,心靈上的滿足也遠遠不同。就如同很多學生感激好老師一輩子,但很少人記得感謝校長,雖然校長對辦學好壞的影響力遠勝於個別教師。因此吳新英教授等前輩,放棄臨床在收入及病患感激上的滿足,造福群體,更令人敬佩。

 

遇見我生命中的貴人

吳教授,1921年生於台南學甲頭港村,1950年臺大醫科畢業,隨即進入公共衛生學院前身——熱帶醫學研究所擔任助教。吳教授人生的最大挫折是:1959年與陳拱北教授一同從事烏腳病調查,北返時在新竹附近翻車導致脊髓損傷,經醫治後雖保住性命,但留下半身麻痺、手腳不便的後遺症。我1969考入台大公衛所碩士班時,見到的吳老師就是如此。他因身體不便,在教學及行政之餘,收的研究生不多,我是公認的「大弟子」。

老師溫文儒雅,從不疾言厲色。我碩士畢業該年,臺大成立臺灣第一個公共衛生學系(以前只有碩士班而無大學部),吳教授擔任第一屆系主任兼所、科主任,在數位競爭者中留我為助教。當年留任助教,除非自己不努力,否則基本上就是學校想長期栽培的對象。我在擔任助教二年及講師一年後,又在吳教授及陳拱北教授的協助下,獲美國紐約人口局獎學金,赴密西根大學研修公共衛生哲學博士,前後獲得4年全額獎學金。當年連上大學者都十不得其一,且我家境困難,至大學畢業才買得起自行車,這個機會真可說是極其難得。

 

願當老師左右手

1979年回臺後,由陳拱北教授倡議,與王金茂署長、臺大楊思標院長共同研議的澳底保健站計劃,因陳拱北教授去逝,一時無人主持。其他年輕教師多不願每週自行駕車前往貢寮澳底,而吳教授與陳拱北教授有「烏腳病的革命情感」,自然成為「接班人」,並擔任陳拱北預防醫學基金會的秘書長(魏火曜先生為董事長)。他手腳不便,因此在吳老師一聲令下,由我接下此項工作,帶領公衛系的同學前往澳底挨家挨戶從事就醫行為調查。結果發現,僅只5千人的漁村,每人每年就醫4次,不計機會成本,光直接醫療費用就可維持至少一名醫師、兩名護理人員的診所,欠缺的是如何建立機制,將人及財留在當地。

我們依據調查結果分析,在當時省公共衛生研究所的《公共衛生》雜誌發表了數篇文章,認為以鄉為中心,辦理自給自足的醫療院所是可行的。此構想在魏火曜董事長的推薦下,由新任的許子秋署長採用,成為群體醫療中心計劃。第一期試辦12所,由我主持評估其效益,因一開始就相當成功,不待第一期試辨完全結束就推廣至全國,一舉解除無醫鄉的困境。

公衛系第二任主任林家青教授任滿,醫學院又再請吳教授擔任系所科主任,我成為當然「特助」,襄助系所工作,老師幾乎每日召見。而當時林家青教授有意遷往美國,但覺得他的醫學電腦才能將無人接續,殊為可惜,就向吳主任請求借我為「學徒」。吳老師慨允,這在當年教授間仍有「門戶之見」的情況下,實屬難得。我因此在短期內學得數種程式語言,編寫程式對邏輯思考有很大的助益,且當時電腦資源非常稀少,醫學校區只能與法學院商學系合用。其後臺大公衛購買了王安電腦,整個醫學校區的資料統計分析多委託公衛所辦理,不但大大提高公衛在醫學院的地位,也對公衛系所的經費大有助益。我在江東亮及吳肖琪(現陽明大學衛福所教授)的協助下,發展了一套Angel統計分析軟體,適合當年開始普及的PC使用,後又發展為衛生所及省立醫院公、勞、農保申報費用批示作業軟體。也因此歷練,受當年陳維昭校長、戴東源院長盛邀,擔任了臺大醫院資訊室主任3年半。

擔任吳教授「特助」期間,某日衛生署石曜堂技監邀我午餐,餐後要我一同往見許子秋署長,說要推薦我擔任保健處副處長(葉金川時任醫政處副處長、黃文鴻任藥政處副處長,逐步將衛生署局處長年輕化)。我當即回覆,在報告吳老師之前,不便前去見許署長。待報告吳老師時,他只淡淡的說:「不用去吧!」而沒有任何說明,我心想必是他因身體不便,仍需我協助之故。後來又因張博雅教授打算參選嘉義市長,邀我接任高醫公衛科主任,向吳老師報告,結果相同。第三次外界邀請,我就直接謝絕,不再報告了。

對師命如此遵從其實另有原因。當年有位老師教我衛生傳播及衛生教育,他說他是醫學院的三等老師,一等是日本或台大醫科畢任臨床工作;二等是醫科畢業任公衛教師;而他臺大農推系畢業留美,是三等教師,所以升遷困難。我聞言心想,那自己不就是「等外」了?但我又受到吳老師及陳拱北教授的提攜,甚至林家青教授的特別教導,實在不易,因此特別心存感激,凡事認命不計較。卻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,在吳老師第二任系所科主任任期屆滿時,竟在有多位前輩之下,要我接任。

現在很多人對擔任系所行政主管避之唯恐不及,但當年仍然是有權又有名。而我既不是醫科,也不是台大大學部畢業,打破臺大公衛多年的系所科主任傳統。因此有同事說我是臺大醫學院的樣板,用來反駁外界所謂「純種說」。

終生奉獻給台灣公共衛生

吳教授雖然行動不便,卻一輩子奉獻給臺公共衛生。除了上述參與烏腳病防治研究以及擔任第一屆公衛系主任外,讓我再說三個故事。1972年,魏火曜教授擔任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,邀請他兼任執行秘書,另有許子秋、蔡作雍(國防醫學院院長)、許世鉅及陳拱北教授等委員若干人。鑑於當時社會日益重視醫藥衛生,醫學教育委員會大幅改革醫學教育,如廢除高職藥劑科,藥學一律為五專及大學,以及廢除5年制醫專,醫科一律改為大學教育,並更在陳拱北教授的倡議下,由吳教授主持臺灣醫事人力調查及規劃,而我則擔任研究助理,帶領數十位臨時人員,將衛生署醫事處所有領照的醫事人員,包括醫、牙、藥、中醫、護士、護理師、助產士等,加以抄入在卡片上,總數多達數十萬張。每人以姓名的王雲五四角號碼合併出生年月日,得出一組編碼,整理清查該人的證照(一人多項證照,或同一證照多次領取)、死亡、出國、目前執業情況等,再鍵入電腦處理、分析。最後依調查的結果,分別以醫、牙、藥、護在《臺灣醫誌》等發表論文數篇,並對未來醫事人力進行推估及提出建議,因而有陽明醫學院的設立,這對後來全民健保的實施,在衛生人力方面奠定了基礎。

再者,吳教授接受哈佛大學委託,調查婦女主觀認知嬰兒存活率(如每百名嬰兒有多少可存活至成人)與期望生育數的關係。吳教授要我擔任訪視員,挨家挨戶訪問。當時民風純樸,調查相當順利,也對民間生活及如何從事研究調查學習良多。研究的結果明確顯示,認為子女存活率高者,期望生育數較少,這個結果普遍為世界各國學界所認同。所以若要推行家庭計劃以控制人口爆炸,推行公共衛生、減少嬰幼兒死亡率,是最有效的方法。

吳教授最後的貢獻是,辦理全國公共衛生人員研修中心。臺大公衛所在光復初期曾舉辦多期公共衛生人員研修,以提升基層衛生人力的素質。然而自1980年代開始,社會劇烈變遷,原有的衛生所、衛生局功能萎縮,導致當年李登輝省主席曾言「衛生所不要也罷」;更因為經濟快速發展,臺灣各鄉、鎮、市、區從普遍為農村社會轉變為各地區異質性大幅增加,農村、工業、商業、文教等不同地區,其人口結構、經濟活動、健康需求有很大的歧異性,原衛生政策、組織編制與衛生人力,已不符時代需求。

由於吳教授是公衛界資深前輩,廣泛受到各界尊從,因此我在擔任公衛系所主任時,特恭請他主持由衛生署委託辦理全國公共衛生人員研修中心,邀集全國各類公衛專家,辦理各級公共衛生人員研習營。研修中心於1987年開辦,1995年由衛生署收回自行辦理,當時吳教授已高齡74歲;8年之間共計辦理包括基礎班、專修班、專題班以及主管人員行政管理班等108班,參加學員高達5,302人次。有效提高我國公共衛生人員素質及凝聚共識,各項防疫、保健、醫療改革得以順利進行,也因此全民健保在1995年開辦之初,得以有條不紊,順利實施,希望吳教授及同仁的辛勞,不會被我們社會所遺忘。

永懷師恩

我從成為吳老師的研究生,一路參加吳老師的哈佛人口研究計劃任訪視員、擔任衛生人力調查助理、助教,獲得留美獎學金,參與澳底保健站及群體醫療計畫,擔任老師特助,襄理系所務;期間老師同意我跟隨林家青教授學習電腦資訊處理,又因吳老師與陳拱北教授的「革命情感」,我也特別受到陳拱北教授的關注,甚至破例拔擢擔任台大公衛系主任,受老師的教誨及關愛無以復加。往事如煙,現在已過不踰矩之年,謹以此短文感懷浩瀚師恩。

<刊於臺大校友111期-楊志良之記述吳新英教授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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